“所以它的危害程度很高......除治难度极大......”
这是接下来陆时羡要说的内容。
但根据实验数据获取信息，得到最后的结论是科研人员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因此，会议室里的一众学者都皱起眉头，基本都开始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之中。
陆时羡并没有使用什么华而不实的词汇。
就自然科学学界而言，真实的数据远比花哨的言语更有力量。
此时，坐在席中的一位老教授颇为好奇地向他发问，他戴着老式眼镜，年岁颇大但精神矍铄。
“这位小同志，根据我的了解，国内关于米国白蛾的研究已经比较成体系了，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结论能达到分子层面的并不多。”
“你的数据从何而来？居然这么精确？”
说完，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话容易引起误会，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有点好奇。”
此言一出，会议室里的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
当然，并没有人怀疑过其真实性。
编造如此具有逻辑性以及体系性的数据和结论并非一时之功。
而这个事件事发突然，就连他们也只是被临时通知。
所以他们实在想不出陆时羡有任何作假的可能性。
陆时羡闻言，低头目光在席卡上一瞥，原来是来自南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博林教授。
这才心道原来是同行，真的很敏锐啊。
虽然沃森和克里克构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标志着生命科学的发展进入分子生物学阶段。
但尚处在2013年的国内，此时真正进入分子时代的研究领域并不算多。
除了特殊际遇以外，几乎都是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来发展的。
一般而言，是不会轮到这种生物的。
毕竟除草都有除草剂，除虫还能没有除虫剂？
一点除虫剂一打，效果绝对是杠杠的。
我国对这种生物进行防治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1984年，但真正得到重视的还得是某个时间点。
坏就坏在，这种生物在2005年在燕京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灾害。
当时全国的热点就汇聚在三年之后的全球盛会上，如何保障燕京的园林美化绿化以及生态环境安全，如何无公害处理这种害虫成了摆在桌面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于是它很荣幸以一种害虫的身份登上了华国最高权利机构的“通缉单。”
经过这么一回经历，可以说国内对于米国白蛾的了解真的算是深入了。
陈博林教授恰好就是对这种生物颇有研究的人，不然也不可能被邀请过来。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能够察觉到陆时羡刚刚的结论如果是真实的话，那这个研究进展就会比国内领先不少。
不过，这确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于是，陆时羡直截了当地解释道：“我在研究生阶段曾以交换生的身份进入过ucd植物病理实验室，当时机缘巧合接触到了他们在病虫害领域上的一些研究成果。”
这句话说出来，后排的几个研究生基本没啥特殊反应。
居然能去国外当交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