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穿越到现在，刘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度过了小半年，还过了一个正宗的有十七世纪风味儿的中国年。
在春节这个本来应该欢天喜地的节日里，刘宣麾下的饥民百姓却大部分都暗自垂泪、哀伤不已。
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不是老人失去子女，就是儿孙失去了长辈。这一个年，刘宣心中也并不是非常开心，反而有一些物伤其类的悲戚。
过去一年中，从正月到八月，一年没下一滴雨水。陕北的农田几乎全部干旱而死，本以为官府能免征赋税，赈济灾民，没想到崇祯皇帝变本加厉，向陕北追加了更多的粮饷。
在去年的秋冬之交，无数饥民被税吏逼迫，不得不变卖田产，更惨的还要卖儿卖女。等冬季粮食彻底吃完之后，大部分的良民百姓不得不变成四处流窜的饥民强盗。
而陕北的乡绅士子，借着灾荒之年，却大发横财。靠着放高利贷等方式，逼迫百姓变卖田产、卖身为奴。
在这样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逼迫之下，陕北百姓不得不揭竿而起、四处造反。
刘宣也靠着这股风潮，几次决策正确，先破董家堡，后破延长县，从而拉起了队伍，成为农民军中有名的头领。
刘宣等勉强过了这个有些悲伤的春节，还没等官军开始行动，他就抓紧了撤离延长县的准备。
刘宣将县城中的余粮全部收缴，布匹、铁料、铜料、火药、皮革，绳索、骡车等有用的物资全部征集起来，绝不给官军留下一点。
这一段时间，刘宣还全力打造铠甲，缝制衣服，制作毛毯毛毡，为将士制作甲衣帐篷。为了保障后勤，刘宣还大力推广蒙古人的炒米、茶面，将多余的猪羊全部杀死，腌制成腊肉，风干肉这种能够长时间保存的军粮。
等过了二月初二，已经过了惊蛰，眼见官军还没有动静，刘宣也决定起兵拔营，离开延长县。
整个延长县，加上乡野山村的百姓，也不过不足一万户，算上老弱妇孺，尚且不足三万余人。
如今经过一个残酷的冬天，加上几次征战损伤，现在的延长县，人口已经少了三分之一，全县所有的青壮加起来，也许也没有上万人。
如今刘宣的情况是粮食节省节省，还能吃五六个月，但是兵员却有些不足。尽管招兵告示已经贴出去很久，但是自从腊月以来，刘宣就再也招不到兵丁了。
从延长县出去，也只有三条大路能够让大军通行，第一就是北上延川，第二是南下宜川，第三就是西去延安。
这三条路，去延安肯定是不成的。延安作为陕北最重要的城池，与榆林城一样，是整个陕北的根基重地。城内一向驻有重兵，延绥镇南路副总兵张应昌就坐镇延安城。
如今延绥总兵吴志勉去固原镇平定乱军，张应昌已经是延绥镇数一数二之人，有他坐镇延安府，刘宣当然不会轻易进犯延安。
延绥镇作为九边重镇中地位仅次于宣府镇，大同镇的边镇。整个延绥镇加上正军、屯军、客军共有员额七万一千余人，战马四万三千五百余匹。
但是因为明末军制败坏，上面的文官层层漂没，下面的军将也学模学样，层层剥皮吃空饷。实际的员额也只有六成，大约四万二千余人，战马只有不足一半，也就两万匹左右。
这四万两千边军，大部分都是裹挟的饥民和形若奴隶的军户。这些饥民奴隶组成的军队，不仅装备极差，也没有丝毫战斗的勇气，在上阵之后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往往刚一交战，就马上溃散而去，只能充作民夫劳力。
除了这种饥民军户，延绥镇真正的战兵，只有不到两万人。其中总兵吴志勉统领正兵营八千人马，南路副总兵张应昌因为要把守重镇延安，所以麾下的奇兵营也有五千大军。
张应昌除了这五千精锐外，还有家丁五百余人。这些家丁，人人都身披重甲，胯下也尽是好马，都是用银子喂饱的骁勇战士。也是一股能与赛外蒙古，辽东建奴恶战不退的真正精兵。
如今吴志勉带兵去固原平叛还没有回来，张应昌这支兵马还要协防榆林城，因此无论下面多么动荡，张应昌也不敢有出兵的打算。
如今陕西的义军，大约有六大股，除了实力最弱，名气最小，远在汉中的王大梁之外，其余五股都在陕北。
点灯子与王左挂都在清涧县，位于延安东北。两人本是同县的乡党，一向多有来往，可以算是实力最大的一方人马。
其次就是在延长县的刘宣，正位于延安东面。名头最大的王二、王嘉胤因为遭到朝廷的优先打击，兵马损失很大，位于黄龙山一带，正好居于延安正南。
由此可见，张应昌现在正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无论如何，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毕竟如果丢了延安城，他作为负责一路的副总兵，说什么也逃不脱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