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下旬委托易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林真秀本来以为按照中国官僚的速度，能在中国的春节之后有回音已经不错了，没想到才到2015年的1月上旬就有了回话，这让他感到对面确实有缓解日中关系的意思，但紧接着他就领略到什么叫做中国式的政治智慧。</p>
易旭在电话中说，通过董事长芮晨这条线，先是联系到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综合规划处，然后由综合规划处牵线搭桥，与电影管理局国际交流处取得了联系，在见了两面，约出来吃了一次饭后，昨天给了答复。</p>
这个答复首先强调，电影管理局从来没有禁止过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甚至还拿出了证据来：2011年有四部，2012年有三部，2013年有两部，2014年有一部，一年都没有中断过（是合拍还是只在电视台播放那是另外回事）。</p>
至于每年放映的数字都在降低，电影管理局认为应该是日本电影自己需要检讨的事——2011年引入《挪威的森林》，首个周末三天票房只有34.4万元，下映时全国票房才330万元，这样成绩，电影公司不愿引进，发行公司不愿发行，是非常合理的商业行为。所以，讨论解禁这件事无从说起，但国际交流处出于中日友好交流的考虑，可以协助联系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讨论如何增强两国电影的交流合作。</p>
妙啊！挂了电话，林真秀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回复击节称赏。看看，答复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坚持了政治正确，推卸了责任，又给出足够的暗示，甚至把这件事交给股份制的华夏电影而不是经常承担政治任务的中影都称得上是进可攻、退可守，并展示出诚意的妙招。</p>
这才是滑不留手的精英官僚！相比之下，自己就是一头鲁莽的公牛！</p>
只是，对方这么狡猾，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就更多了。</p>
林真秀倒不是担心和华夏电影谈不出结果，或者谈好后会有什么变数，而是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作为行政机关和华夏电影作为企业的法人身份不对等，即便后者是国企也是一样。另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华夏电影可以承诺每年发行一定数量的日本电影，但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能承担每年在本国挑选、提供电影的任务，再去找中国的电影公司谈怎样引进？那是不是中间的报关、报税也要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来办？那就不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事！</p>
因为同样的原因，国际交流基金也不合适，那是一家中立的文化交流推进机构，参与其中会失去公益、非盈利、中立的立场。</p>
林真秀很快想出最合适的方法：在日本组建一家电影公司，专门对口联系华夏电影，用来签协议、走账，负责执行。不过，即便如此，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的事情也少不了，例如邀请日本五大电影公司来协商怎样成立这家公司，期间要协调电影配额，还要考虑小电影公司的利益，非常麻烦。</p>
可不麻烦也不行，随便委托一家日本电影公司来负责执行，肯定会引来非议和其他电影公司对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的怨恨。这家日本电影公司也肯定会以自家公司的利益为重，不惜损害日本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整体利益，给攻击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的人带来口实。</p>
相比之下，易旭在电话中嘲笑他先斩后奏有哪些麻烦，要是后奏又被驳回怎么办倒是小事了。林真秀当时就不屑地回答，这点小事算什么困难？先当没有这个回复，按照菠菜法则填写报告联络相谈表，等待课长指示。期间继续谈判前的协商，等指示下来后，在正式进入谈判流程。要是指示不同意也好办，把谈判的条件抬得高高的，让谈判没开始就破裂，自然就烟消云散了。</p>
因为这回复带来的变数太多，林真秀在电话中倒是忘记问易旭，田义和有没有和他提过coniconi日本偶像内容业务的事。不过挂了电话后想一下，对方没提到，估计田义和还没汇报，就先把这件事放一边，好好盘算一天后，字斟句酌地填好报告联络相谈表，下班前放在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课长津田阳子的来件文件筐里。</p>
报告联络相谈表上填的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所以第二天津田阳子把林真秀叫去询问详细情况。林真秀只说自己发现了一个渠道，可以试一下，顺便提了下这个渠道可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事就没不批准的可能，帮忙后要求回报也很合理，津田阳子当时就点头了。</p>
接下来林真秀就装作刚开始联系的样子，编了从头开始的联系记录，隔三差五煞有其事地填写报告联络相谈表汇报进展，同时和易旭继续沟通，协商谈判的范围和时间地点。等到了2月中，名义项目进度赶上了实际进度候，填了报告联络相谈表，请求津田阳子就中国的电影管理局国际交流处的回复给与指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