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在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华东**在取得了远东战争的胜利之后，在国内的人气民意均己经压倒了清廷，不仅是改朝换代不可避免，而且全国上下基本都己经认同这个现实结果，清廷的死忠粉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不少当初并不看好，或者是对华东**有所诽议的人，都在考虑怎样在新朝中占有一席之地，既使是华东**的土地政策，也可以忽视了，毕竟大势所向，不可逆换。其中也包括有相当一部份学者，因此华东**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吸引一部份学者为我所用，加快华东**的文化建设，打造华东**的软实力。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学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中华文化是认同的，同时也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这一点和华东**的目标是共同的，因此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应该是可以试一试，而且这毕竟是文化交流，不涉及政治层面，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行政院经过了讨论之后，最终还是认同了秦铮的意见，而秦铮又推荐了两个人选，严复和辜鸿铭。
这两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出色的学者，其他有的远在海外，如康梁，有的则还没有成长起来，只有严复和辜鸿铭正当盛年，而是都有外国留学的经历，均成绩优异，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中西文化造诣精深。
严复可以算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思想偏重于维新，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将大量的西方优秀进步学术著作译为中文，介绍给现在处于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学人，让人们了解欧洲的学术思想，开拓视界，增长见施，可以称之为“文化输入”，并且首先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信、达、雅原则，对中国的翻译工作有重大影响，虽然在学界有人对此持异议，一直到元老们的个时代，这个原则依然被中国翻译界奉为圭臬。
而辜鸿铭尽管也精通西学，但在学术上却推崇儒家学说，尊崇孔、孟，对欧洲文明多有批判，并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至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译成西文，使西方人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古老的固有文化，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称为“文化输出”。辜鸿铭在欧洲学界声望颇高，在旧时空里，欧洲学界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当然，秦铮推荐这两个人，也是有认真的考虑。这两人主要居住在上海，对华东**的态度，都有一个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不过相比之下，严复要比辜鸿铭更早认同华东**，因为严复是军人出身，少年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回国之后还参与了北洋水师的建设，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务，北洋水师的大部份将领都可以算是严复的学生。
正是由于严复是军人出身，因此尽管他不认用华东**的政治理念，但对华东**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却相当赞赏，华东**占领上海之后，严复并没有离开上海，一方面留在上海近距离观察华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开始认真的研究华东**的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念，而经过了认真的研究之后，严复不得不承认，虽然华东**的制度也许并不算完美，但和清廷比起来，确时是胜强千万倍了，既使是和英法德美等诸国相比，也并不逊色。
在这个时候，严复在心理上其实己经认同了华东**，只是传统的政治道德，以及对清廷还残留的少许忠心，阻碍了严复彻底倒向华东**。
但远东战争的胜利，彻底打消了严复最后的犹豫，毕竞胜利才是最能鼓舞人心的，由其是对严复这样军人出身的学者，战场上的胜利是最容易打动他的。而只到这时，严复才彻底认识到，清廷己经无药可救，只有华东**，才能使中国真正完全富强起来，并不再受别国的欺辱，因此这时严复才在和别人的书信、友人的交谈中表示了自己对华东**的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