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王余祐也分别从掷弹兵千总官的位置上，晋升为即将扩编的掷弹兵团营下列营头的一营都司官。
同时炮兵团营里的炮兵千总孙登选，也以为其在镇江堡守卫作战的立功表现，被杨振直接越级提拔为炮兵团营参将，统领团营当中的所有冲天炮炮手。
至于剩下的其他人，尤其那些立了功应该晋升的，杨振在此前二三月里返回旅顺口的时候，就已经陆陆续续给予了他们新的任命。
因为其中有不少人级别都不高，杨振先前所得到的兵部空劄都没能用完，所以根本不需要当着褚宪章这个钦差内臣的面儿搞这么一出。
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杨振在旅顺南城的总镇府大堂内召集军议，公布对去年以来有功将领的各种升赏。
次日上午，已经完成传达皇帝口谕以及护送任务的御马监提督太监，也告别了杨振，踏上了返航的船只。
临别之际，杨振前去送行，褚宪章忧心忡忡地询问杨振对关内局势的看法。
而杨振也再次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杨振告诉褚宪章，——当然也是想通过褚宪章告诉崇祯皇帝，关内的局势除了尽快调洪承畴率军入关或者尽快起复孙传庭总督剿贼事务之外，自己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法子了。
对于杨振所说的办法，褚宪章知道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到了。
于是他一再询问，希望杨振无论如何能够有所建言。
最后在褚宪章的一再询问之下，杨振实在推搪不过去，只好给出了他自称是下策的建议。
杨振给出的下策是，全面收缩兵力于运河两岸的重镇，然后全力保证从江南到京师的漕运，至于从三边到山陕以及从中州到湖广的流贼，不要追着打，可任其肆虐。
杨振给出的理由是，三边、山陕、中州等等江北地区，已经全打烂了。
这些地区，官军就是收复了，也是弊大于利，不仅多少实质的好处，反而会北上沉重的负担。
如果官军收复了那些失地，就得出面救济，可是官军手头没有粮食，而且就是有粮食根本也救济不过来。
可如果官军收复失地后救济不力，那么民怨之下，官军在这些地区将再次陷入各种被动挨打的境地。
既然如此，反倒不如把流贼肆虐的地方干脆扔给流贼。
虽然面子上不好看，说出来也不好听，可是却免掉了救济或者不救济造成的巨大风险，同时也能够避免剿贼的兵力过度分散。
对于杨振的这个所谓下策，褚宪章乍闻之下满脸惊骇，即使听完了杨振的解释之后，也仍然表情凝重，久久无语。
最后褚宪章在码头上伫立良久，终究没再发一言，于当日巳时，登船离去。
褚宪章询问的问题，当然不是他自己心血来潮要问的问题。
而是崇祯皇帝在褚宪章临行之前特意把他叫到乾清宫，让他代为询问的问题。
这也正是褚宪章在旅顺口多停留了一天时间的原因。
只是不知何故，崇祯皇帝不许褚宪章摆出皇帝叫我问话的场面，只让褚宪章以友人的名义私下询问。
崇祯皇帝听够了冠冕堂皇虚头巴脑的废话，想从杨振这里听一点实实在在的实话。
当然了，褚宪章从杨振这里带回京师去的实话，崇祯皇帝听了以后并不满意。
崇祯皇帝认为，杨振给出的所谓下策，不是仁义为本的君子之策，而是地地道道的小人之策。
好在崇祯皇帝从褚宪章这里也得知，杨振已经派出了一万三千多人的大军渡海南下，前往登莱去了。
崇祯皇帝对于这个结果还是很满意的，也因此，总算是暂时打消了对杨振的疑心，终于觉得杨振并没有辜负他的赏识与信任。
对于崇祯皇帝的这些反应及其背后的心思，身在旅顺口的杨振，自然无从猜测。
因为崇祯皇帝背负的各种包袱比较重，而且猪队友比杨振可多多了。
杨振这边将帅一心，上下同欲，相互之间的利益纠葛没有那么复杂，或者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只要能够持续不断获得新的宜耕的土地，金海镇就能一直发展壮大下去。
与此同时只要北方的清虏这个共同的强大敌人始终存在，金海镇各路人马就能够始终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但是崇祯皇帝那边面对的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宗室藩王与士农工商之间，士农工商不同阶层之间，甚至士大夫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他们与皇权之间，都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所以崇祯皇帝看问题的角度和做事情的方法，杨振根本无法按照常理去推测。
当然了，杨振也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天天琢磨崇祯皇帝究竟在想些什么。
就在褚宪章乘船离开旅顺口的第二天，杨振以总镇府的名义下令金海镇各路立刻开启崇祯十四年的春耕春播行动。
辽东半岛及其周边附属岛屿，毕竟不同于关里，春耕春播的时间要靠后一段时间，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清明与端午之间进行。
由于明末时候的天气寒冷干燥和历法不准的原因，农时可能比正常的时间还要靠后一些。
但是杨振不能再等了，因为他要在金海镇各路辖下的移民屯户们完成了今年的春耕春播之后，就正式发布金海镇各个团营尤其是征东军三大团营的扩编整训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