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邻里会”约由生活在附近的十余户人家组成。就这样，日本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家庭结构被迫生剧烈变化。艰苦的生活迫使日本的家庭更多地依靠邻居而不是依靠亲友。每个人，无论门第或者身份，都得参加集体防空演习，演习传递水桶和抬担架，扛木头和运沙包。
食物和日用必需品方面进行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度，以衣服为例：女人穿的是麻袋式的又宽又松的衣服，男人则一律穿单调的卡叽“国民服”。孩子自然而然地知道要分享一切，成*人则晓得只有依靠互助合作才能活下去。
盟军飞机的接连轰炸，让每个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提心吊胆。而在拥有大量木屋的东京，爆炸引起的大火一经蔓延将无法控制。
自东京还是被称作江户的幕府时代起，就历来是大火的受害者。火灾几乎成了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人给这些火灾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江户之花”。
在江户之花照耀下的东京居民绝对不像字面上生活的那样平静安详，旷日持久的盟军轰炸让恐惧和对命运的怀疑深入人心。
恐惧在民间催生了新的迷信：比如吃裹着大葱的米饭团，或者同赤豆一起煮来吃，炸弹就决不会落到头上。更妙的是，如果早饭时只吃葱，就肯定不会挨炸弹。但是，过不了多久，人们便添油加醋，必须让别人知道这个办法——用链锁通信的方式——否则就不灵。
另外一种迷信则促使了其它行业的展，据说是源出于一对夫妇。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在这对夫妇附近爆炸，他们两人都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事后，他们现附近有两条死金鱼，便认为是金鱼替他们死了。于是他们便把金鱼放在家中神坛上供奉起来。这个说法一传开，市面上便很难买到活金鱼。陶瓷金鱼应运而生，大量生产，高价出售。
不满的情绪不仅来自社会底层，包括很多政权中的实力派人物也开始对东条产生了厌倦。早在一年前，东京政坛就有所谓三奸四愚的称号。
三奸是指：企画院院长铃木贞一中将，北支那宪兵司令加藤泊治郎中将，东京宪兵队长四方谅二少将。四愚则是：木村兵太郎大将，佐藤贤了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真田镶一郎少将，陆军省军务科科长赤松真雄大佐。
这些人清一色都是东条的忠实党羽。
随着战事的颓败，包括天皇本人都开始对东条英机产生了怀疑。裕仁天皇派出密使高松宫宣仁亲王向东条英机的死对头石原莞尔中将询问扭转局面的良策。
石原中将坦言：“现代战争在没有制空权的地方不可能得到制海权，制空权既然已经落到对方之手，我军应该立即放弃所罗门群岛，裨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这样我军可以确保补给线，西面从缅甸边境开始，中部放弃菲律宾，坚固以新加坡，苏门答腊为中心的资源地带，并且把本土周围的塞班岛，特尼安岛和关岛建成难攻不落的要塞”。”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对于已经达到支撑极限的日本来说，石原的建议未尝不算是壮士断腕之举。但是即便是天皇本人，都没有决心放弃用千万日军生命换来的侵略领土。
东条英机本人也迫于形势，向石原求教过摆脱困局的方法。老辣的石原对于东条根本不愿意废话，只说了一句：“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导战争的能力，这样下去日本会亡国的，所以请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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