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成坤广播的第二天，全国爆发了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教师甚至军人警察都走上了街头，手带黑纱，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在大街上，群情激愤。要求政府立刻对日本宣战，一学耻辱，为死难同胞复仇。这次军警受到了上面指示，只要没有发生暴乱的可能就不要去干涉他们，这也大涨了游行者的士气。
蒋介石多年的宦海沉浮和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既然李成坤把事件大张旗鼓的抖了出来，就没有后路可言，若此时退让不仅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更会让自己的名誉扫地。既然不可退让，那么就不如利用这顾潮流更多为自己服务争取民心，这一套也并只有**人才会，在他的刻意的指示下，不少的政府官员也走上街头为死难者默哀。
在中国大多数的地方官员和蒋介石眼中，中国死上几万或者十几万人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叹的事情①，每次打仗死的人数都要比这多得多，那么多的人在他们的眼睛中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已。这点在军队中表现尤为突出，军官们大多都有吃空缺的习惯，不管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部队，这种现象都十分普遍，更为突出的苛扣军饷，倒卖军用物资。
军官们把士兵当做炮灰，并不注重他们是干什么的，看见了壮丁就抓进了部队。在他们眼中只要保证一定的数量的炮灰就可以，士兵大多是强迫抓来，还有部分是没活路只好当兵吃粮，他们心里也只是来混日子的。军队的成分相当的复杂，不说国家，就连部队中小到连队级别的作战单位都无法有个稍微比较正规点的花名册，战死了除了几个好友和同乡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中**队中医疗力量极为薄弱，大部分的伤员都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极端缺乏的是医护人员和医药品。很多受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却因为医护人员的不足，延误了救助时间，或者因为药品不足，只能采取截肢等极端的手段来保住患者的性命。这些并不是那些官员不清楚这样的后果，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中国专业医护人员过少无能为力，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蒋介石和那些军官们却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只要稍一“动员”便可拥有百万之兵，为伤兵花费高昂的医疗代价去挽救他们并不值得。
一方面部队需要的是有经验的老兵，一方面无能力也没有足够尽力去挽救那些受伤的士兵，导致了军队在战斗后只能抓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士兵上战场，在敌人的凶猛火力下，他们只能当作炮灰，也是导致中**队高伤亡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士兵也因为对受伤的恐惧变得胆小怯战，直接导致了一个形成军队战斗力差的恶性循环。
李成坤的部队却借鉴欧洲军队的经验，为每个士兵配发了金属的士兵牌。上面有简单的姓名，年龄，部队内部番号甚至血型等信息，不仅方便在阵亡后确定死难者身份，也可以在急救中提供一些方便。只要金属牌不被大口径火炮直接命中，战后基本上都可以掌握每个士兵的情况。在各地户籍管理单位和征兵单位，都有士兵详细的家庭关系，参加时间和所在部队番号，以提供内部查询。
当初为了应付间谍和破坏分子建立起来完善而周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极为精确的统计了人口和其它资源，甚至在相关的部门，每个房屋街道都存有详细的建造图纸，那些潜入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在他们的严密监控下无处藏身。严密的户籍制度也是在动乱时期控制地方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新疆实行的统计人口等户籍制度让无数的武装分子，马贼，土匪武装因为无补给，无落脚点最后都一一被剿灭。
然而对其他地方来说，那些官员们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除了当初为了防备**而建立的保甲制度，户籍管理简直乱成一团。多年的战争和争权夺利让那些官老爷们对老百姓的死活早已不放在心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不是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丝毫不理解老百姓经历二十多年动乱渴望和平的想法，一意孤行一再为自己利益发起战争，错过了一战后大好的发展时机。
对于这次示威活动，蒋介石早有准备，他也并不打算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是，到底是否顺应这次事件的发生全面的对日宣战？蒋介石请来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时蒋介石兼任校长一职。在武汉的时候，蒋百里就曾经在《大公报》发表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剖析了日本的诸多弊端，指出日本侵华必败的种种要害，轰动一时。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最后写到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同时也把他一生的军事著述和讲稿精选编成《国防论》，在扉页上写道：千言万语，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早期的对日准备工作都可以看到蒋百里的身影，各地的国防工事无一不透出他的心血，早期的对日战斗大的前提都是按照他制定的计划来实行的，蒋介石对其也倚之甚重。
早在三五年他就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身份考察欧洲，归来后，向蒋介石提出加强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的长篇书面建议，促其抗日。三七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南北防务，风尘仆仆，奔波万里，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尔后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从前方的防御体系到后方的兴建的国防工厂和基地无不倾透他的心血。
他的作战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蒋介石，他悲哀的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战斗与生活是一致的。大半个身子还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只能用防守来抵消敌人的进攻。他给蒋介石写道：“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办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