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事不如意者十之七八”，不能不佩服古人的眼光，把人这一辈子算是看透了，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做皇帝当九五至尊的也不是事事都如意。不用说别人，就说大汉朝醇佑皇帝（当然就是区区在下了）和“金国大汗”皇太极，那也活的并不滋润。
我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这个世界的生活后，经过一番努力，大汉朝终于有了振兴的迹象，内外环境也逐渐好转。然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仅仅起到了所谓“运筹帷幄”的作用，而且是在无休止的磕磕绊绊中走过来的。都说环境改变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不改变自己去适应它又如何能生存下来？更不要说试图去改变它了。
伟人说，“牢骚太盛防肠断”，其实我也没必要为这些所谓的不如意发牢骚，但与我的“小不如意”相比起来，“金国大汗”皇太极的不如意却要大了许多，应该算是实打实的“十之七八”吧。
皇太极在即位之初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气吞万里如虎，他应该说是精明的，这表现在他登基之初并没有急于南攻大汉，而是依靠一份要岁币的国书先造出大汉依附与他的印象，使周边的各股势力不由自主的对他忌惮三分，不由自主的以他为元戎，唯他的马首是瞻。
同时皇太极也正确估计了大汉的实力，不然他也不会在做了舆论铺垫后派出五万精兵（后面做准备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人马）陈于长城脚下以防不测，然而皇太极虽然估计对了力量的对比和人心的动向，却估计错了我的决心，所以最后才大意失荆州，一步错步步错的沦落到现在这个被动局面。
平心而论，皇太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镇压东蒙古苏尼特、土谢图两部的暗中“叛乱”还是做了全盘考虑的。然而所谓“盗亦有道”，皇太极这个枭雄在考虑问题时永远不可能脱离他的历史局限性。在他和所有这些同时代的人看来，出师名义在作用上与军事力量有着同等的重要性，没有合适的名义，就算强汉也不敢贸然出兵，这正是他敢于在明知道大汉暗地里对苏尼特、土谢图部“叛乱”进行的情况下依然兴师的最主要原因。可惜皇太极这个人物了，他如果有洞悉未来的能力，能够知道现代美国的作为，那他绝不敢冒这个风险。
既然有人愿意打头阵，那么大汉便可以幕后操纵，使东蒙古和女真在斗争中形成一种危险的平衡，这样一来，两方都有求于大汉，同时也不得不对大汉做出让步，使大汉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坐收渔利。东蒙古和女真很愚蠢吗？错了，他们都很精明，因为这样做只要能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那么他们的所得与被迫给予大汉的利益相比较起来是西瓜和芝麻的比例。
外面的事只需要密切观察，并根据形势随时做好战略调整就可以了，这并不能影响我的南巡之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安安稳稳的去南巡，其实也是对皇太极的一种压力，这使他更加无法弄清我的意图——皇太极还不会愚蠢到认为我对他在苏尼特、土谢图的行动无动于衷。
我可以装作不在乎，但大臣们却不敢在北方形势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并波及大汉境内的情况下对我的安全掉以轻心，从金陵离开以后，随行护驾的军队就翻了一番，除了跟在我身边的一千多侍卫，驻守江南的禁军第六镇各营还在圣驾前面十里处的运河两边和运河里安排了五千兵马“打头阵”，后面十里处也有五千人马殿后，在这些人马和圣驾队伍中间，随时都有哨骑不停的来回传讯路程进度，俨然就像一支小型的出征队伍。
出金陵顺江东行，在镇江再转运河南下，经丹阳、无锡，不一日便到了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太湖不远，园林景近，不一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一样的景色人文，这里不但有繁华之城，亦不乏恬淡之景。船队入埠靠岸，苏州府的官员以及各界名流士绅早已在码头候驾多时，等我和朝廷大员、皇宫妃嫔一上岸，这些人忙上前接驾。
“恭迎圣驾。”迎驾的词儿没变，不同的是多了几分吴语轻柔。满码头的人可谓各色各等，光各类商贾就占了一半还多，其余还有不少风流才子。
“苏州府臣穆天川恭迎皇上。”人群的前头一个瘦高个的中年官员迎了上来，说话间已经跪了下去。
史景隆走到了我身边，轻声提醒了一句：“皇上，这位穆知府是前朝太子太傅、大学士穆盛公的公子，也算是名流之后了，为官近二十载，颇有政名。”
又是个贵介公子做官的，穆盛公是先帝的太傅，比康大和的资格还老，活着的时候是清流党的领袖，同时又是史景隆名义上的老师，按官场规矩，史景隆这一句话对穆天川将来的仕途作用不小，可以称的上推荐了。
“原来是穆老学士的公子，请起。”我轻轻一扶，让穆天川站了起来，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何况他老爷子是先帝的老师，这面子还是要给他的。
“谢皇上。”穆天川恭谦的道了谢后，忙向我引见接驾的官员、士绅、商贾。一阵圣恩眷顾、歌功颂德完毕，圣驾移驾离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