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钧也点了点头，不说土地和人口，光是那几千万两的白银和数千万斤的铜块，铜钱，就足以让帝国十倍百倍的收回了这次的战争成本。
这一仗，比开国之初，没收那些前朝官产以及宗室和勋戚们的产业，再加上征收的那点契税收的钱都不少了。
有了这么大的战争红利，朝廷接下来几年的军费都有了。连带着移民和修路、教育这方面的开支，都能得到不少补充。
当然，得到的金银钱财和粮食布匹等等都只能算是表面的红利，真正最有价值的还是那两千多万日本人口，以及那么广大的一个日本列岛。
“有了这笔战争红利，今年的财政预算会议，估计要轻松的多了，不用各部们互相剑拔弩张，寸步不让了。”
刘钧也是不由的一笑，如今的朝廷开支，都是要先做预算，然后拔款。每年年底之前，都会开始根据今年的国库情况，并明年的财政收入，预计明年的开支，然后做一个预算表，分配明年的收入。
对这个预算会议，各部门非常重视。
预算表中能分到多少，那么明年就只能拔多少，各部门当然都希望自己能拔到的钱越多越好，有钱才好办事。在考成法的压力下，大家都想出成绩。可想出成绩，没有钱是没底气的。
若是自己争不到预算，那明年一年自己在手底下人面前就硬不起腰来。
可总的钱就这么多，你多分一点，那他就得少算一些，因此每当这个时候，京中各大部衙的头头脑脑们，完全不顾平时的礼义情面，为了一点预算，恨不得撸起袖子上演一个全武行。
第一年的财政预算大家还都顾着面子，而且当时国库里银子多，大家互相谦让，也一样能分到许多钱。
可去年就不同了，去年少了大笔的没收前朝的钱和征收的那笔一次性的财产税，收入少了一半多。因此去年的预算会议上，就有点火药味了。
今年，各部门都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钱用着用着就不够了。这个时候各部门拼命向上面请款，但想从财务卿手里要到钱，那比铁公鸡身上拔毛都难。
若不是皇帝还有个丰富的内库。针对一些急需要的款项，适时的拔下内帑，只怕今年许多官员都会很难过。
有了这个教训，那么今年的明年财政预算会议，官员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据理力争，丝毫不让了。
但现在，有了日本的这笔超级战争红利，明年的财政预算会议肯定会更加轻松。
“该争还得争的。”刘钧对于现在这种预算方式很满意，这其实就是量入为出。根据来年的财政收入。有多少钱干多少事。
总的钱数都在那里，要干的事情很多，那么就需要合理优化，分出一个轻重缓急来。哪些事情是非干不可的，那么就优先拔款，那些事情是可以先缓缓的，那么可以放到后面。
通过这样的预算拔款制度，那么朝廷的每一分钱。都能用在刀刃之上。再不会出现，国家养的兵。结果发现没有军饷可发，国家的前线的战士，却没饭可吃，没冬衣可穿。
也不会出现，一遇灾情，官府没有半点余钱和粮食可救灾。
也不会说。国家的士兵还拿着长矛大刀，或者有了火枪却没有弹药的情况下，皇帝却还在大兴土木，在建造宫殿御花园。
虽然说其实这种预算，各朝各代都有。不管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中央都会做这样的统筹，但说实在的，历朝这方面做的好的很少。不该花的钱花了，该花钱的地方却没钱可花。
刘钧支持这种预算制度，力争把钱用到最好。
但另一方面，刘钧又手握着国家最赚钱的一些产业，银行业、煤炭钢铁、矿产开采、远洋贸易、船运、盐茶烟酒等专卖等，刘钧不在乎有人称他是与民争利。
他的这些收入甚至并不列入国库而全列入自己的内库，但刘钧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花钱。
他的钱依然还是用于国家开支，但这些钱被他用来做为国家预算的填补。国家预算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些意外用钱的地方，或救灾，或战争等等，朝廷每年也会预算一笔钱，但这笔钱不会太多，而且每年预算外的请款太多。
更多的时候，刘钧就会用自己的内库拔款给那些请款。
皇帝的这笔钱，就是润滑济。
这次占领日本后，各种获得的战利品，刘钧没有染指。但他打算将日本的那些矿产全都收入囊中，他准备单独成立一家日本能源公司。该交的承包费，该缴的各种税他一分不会少，但是他打算由自己经营，采取发行股票的方式集-资，招募股本，然后把这些矿承包下来。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是这些矿产很赚钱，二是刘钧确实不太放心由官方这种外行人来经营。
这种大型矿产资源公司，还是由他来主导，请专门的管理团队来经营的好，而且采用股份制，也还能让百姓也分红得利，比起让官府来管理，灵活的多。
官府搞企业管理，完全外行管内内行，动不动就容易弄出问题来。就好比大明的海运和盐业一样，金饭碗最后却成了要饭的工作。
如今的大汉，资本非常的猛，各个角落都能看到资本的踪影。各种各样的商行、公司，甚至各种股份公司，股票，分红等等。还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甚至有了专门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钱庄、银号等等。
甚至朝廷还已经专门出台了公司法，证券法，在京师有了专门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也有了专门监督证券市场的官方证监会。
有的时候，刘钧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的许多国策，是不是太过于纵容了资本力量。相比于晚明时的资本萌芽，如今的大汉，已经显现出了资本力量了。
许许多多的工坊、工厂设立，无数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了乡村，走进了工厂、矿场做功。许多百姓已经不仅再是季节性的在农闲时外出务工补贴家用，而是开始完全离家整年在工厂里干活了，许多年轻的小伙子大姑娘，都开始在一个个的工坊里长期做工，所得的收入远超在家里帮忙种地所得。
而越来越多的大商人出现，他们手里拥有的资本力量相当惊人，而且许多商人开始通过银行借贷，以及民间发行股票募集资本等方式进行扩大经营。
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如今各地的商品流通越来越快，货币流通也在加快。一方面是一些传统的商品，如粮食等在涨价，崇祯初时，一石大米一两多白银，一个百姓佣工一月的薪水能买一石多点大米，将近两百斤米。
而到了现在，一担大米两块银元，两百斤米，需要四块银元。工人们收入的银元增加了，但能买到的大米依然也就是两百斤左右。可另一方面，许多加工型的商品却又大幅的降价了，受益于如今的市场资本化，许多工坊规模更大，成本也降的越低，加上行业的竞争，商品价格比过去反而更低了。
这是一个大家手里都有钱，大家收入都普遍增高，大家都已经习惯消费的时代，这是一个钱能买到一切的时代，这是一个商人地位正不断提升的时代。
这是一个商人们眼中最好的时代，也是许多守旧儒生们眼里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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