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想帮忙，但孙立恩毕竟也只是一个开了挂的急诊内科医生。大洋彼岸的事情，他能影响和掌握的内容都很少——甚至不如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年的徐有容本人。
虽然孙立恩自己有帮忙的想法，但比起这种念头，自知之明显然更加重要。徐有容刚刚抵达美国，爱人被人关在精神病院里备受折磨，现在只怕满脑子都是官司。在这种情况下，不停的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显然不是什么聪明之举。
孙立恩今天已经不知道叹了多少口气。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医院这种地方，虽说是科学和技术占领主要引导因素的地方，但医生们的情绪其实也同样重要。一名信心满满的医生和一名垂头丧气的医生所开出的治疗方案就算完全一致，用在病人身上有时候效果也会有点不同——尤其是在患者敏锐的察觉出了医生没啥信心的时候。
既然是工作，那就得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孙立恩搓了搓自己的脸，站起了身子准备完成一下最后的查房工作。王戈现在病情有所好转，但距离出院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他的性格似乎也开始出现了一定转变，至少现在抬杠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
“孙医生，我正找你呢。”刚刚走出办公室，孙立恩就被张教授叫住了。张智甫教授撇着双腿走了过来，很高兴的拍了拍孙立恩的胳膊道，“我刚刚接了个电话，柳院长说让我去ICU那边看看，有没有需要诊断的病人。”
四院的重症医学科基本是整个医院里除了儿科和急诊科以外最繁忙的部门。多亏CCU，PICU之类的重症科室是由心内和儿科直管，要不然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们当场就得死几个以示抗议。
多捞几个科室部门到手里创收？不存在的，钞票再香也得有命去花呀。
从重症医学科医生的角度来讲，他们对孙立恩以及综合诊断中心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孙立恩和综合诊断中心在过去多次出手，及时找到了患者病因后将他们的情况稳定了下来。而稳定下来的患者们，除了一小部分能够直接进入综合诊断中心里住院治疗，或者转给其他专科住院部的，其余的一股脑都被塞进了ICU里。
过去一年里，ICU的工作量同比去年上升了最少12%，这几本都是孙立恩的功劳。
虽然心里痛恨着大量工作，但ICU的医生们也不得不承认，孙立恩和诊断中心送来的患者全都诊断明确。他们甚至连额外的检查都不需要做，只要按照诊断中心的意见进行治疗就行。
所以说，整个重症医学科对综合诊断中心的态度非常不统一。住院和主治们大多嫌诊断中心碍事儿，而住总以上则对诊断中心好感不浅——重症医学领域的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很多时候，找准了病因，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们甚至能够赶在病情进一步发展之前，就开始进行针对治疗。这种“领先一步”的治疗模式，大幅增加了被转送来的患者们的生存概率。
但并不是留在ICU中的患者都能够享受得到这种“领先一步”的待遇。四院急诊虽然实力雄厚，但毕竟只是急诊。能够在急诊获得完整且精确诊断的患者并不多。尤其是在患者已经明显出现了生命危险的时候，急诊中关于诊断的要求自然就要再放松一点——除非是孙立恩这种能够一边抢救一边做诊断的怪物，否则其他急诊医生都是先把危重病人的情况稳定下来，然后根据当前信息做一个初步的诊断判断，最后再把人往ICU一送就算完事儿。
在ICU中完善了其他检查后，生命体征稳定，诊断基本明确的患者才会被送到相应的专科进行进一步住院治疗。
这也就导致ICU里，每天都有不少需要诊断的病人，而且普遍病的不算轻。以前只靠一个孙立恩团队，要完全覆盖这些需要诊断的病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有了张教授的团队，重症医学科顿时就来了精神。甚至没等张智甫教授主动和他们联系，重症医学科就找到了刘堂春头上，“刘主任，能不能请张教授来我们这里做一下诊断？”
ICU里是有几个比较麻烦的病人的。尤其是一名已经在ICU里住了三天的糖尿病患者尤为麻烦一些。
“糖尿病？是酮症昏迷么？”孙立恩和张智甫教授一起坐在重症医学科的小办公室里看着资料。孙立恩原本打算全程保持沉默，只是过来露个面就好。但听到重症医学科目前觉得最棘手的患者居然是个糖尿病，孙立恩这下可是忍不住了。
大部分糖尿病患者按照分类能够分成两类——一型糖尿病或者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的患者胰腺无法生产出足够的胰岛素，因此会出现高血糖的症状。而二型糖尿病患者大多有胰岛素抵抗的症状，他们的身体对胰岛素反应不佳。因此明明产生了足够多的胰岛素，但身体中的血糖含量还是一直下不去。
而血糖含量始终保持在极高水平时，人体会出现严重的代谢紊乱。这种代谢紊乱则会导致人体无法正常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供能，从而转为消耗脂肪。
脂肪首先需要被转化为酮体，人体才能转而对其进行利用。但酮体生成过多且超出了组织能够利用的程度时，患者就会出现酮血症和酮尿症的现象。而酮体积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