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淳上次来长沙的时候，就发现岳麓书院已经被毁弃吗，对于这块宝地，柳淳那是垂涎三尺啊！
众所周知，理学兴起于两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而岳麓书院，就是朱熹宣扬理学的大本营。
朱熹早年在岳麓书院讲学，后来当了大官，更是倾注心血，整顿书院，颁布《朱子书院教条》，使得岳麓书院达到了鼎盛。
毫不夸张地讲，是朱熹成就了岳麓书院，而岳麓书院也成就了朱熹，这就是最早的商业互吹……宋元两朝，一代一代的儒者，从这里走出来，宣扬理学，广收门徒，开枝散叶，终于使得理学一统天下。
柳淳选择重建岳麓书院，并且把书院作为科学的大本营，就是在理学的心脏插一把匕首。
过去他还有所忌惮，可现在他连官都没了，成了个快递员，还有什么好怕的。
“长沙的乡亲父老，我送给岳麓书院的四个字，叫做知行合一，何谓知行合一呢？就是要我们去研究事物的规律，然后以此来造福百姓。譬如说，研究金融货币的规则特点，创立皇家银行，推行纸币，这就是我做过的事情，也就是我的知行合一。还有，我学过一些粗浅的冶金知识，在大宁建立铁厂，炼制钢铁，行销天下。拿咱们长沙来说，过去得过水蛊病的人非常多，大家都觉得是水中的毒气所至，我却认为是钉螺造成的，事实证明，消灭钉螺，的确能减少水蛊病的感染……”
柳淳结合他自身的经历，开始大谈知行合一，下面的百姓全都侧耳倾听，不时点头，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柳淳讲学受到欢迎，绝不是因为他讲的东西多精妙高深，恰恰相反，他讲的浅显易懂，就连贩夫走卒都能听得明明白白，这也是科学的特性，科学不可能是少数人手里的玩具……就像某位当了六十多年皇帝的老人，他自己学了不少西学，甚至有后世之学者崇拜得五体投地，说他能当四个系的博导，学问高深莫测……奈何这位只是把科学圈禁在了紫禁城。
他甚至不敢让士兵放下弓箭大刀，不敢使用火枪大炮，不敢推行新式教育……像这样的人物，掌握越多的知识，只会越拖累国家的发展罢了，没有半点可吹嘘的，相反，应该唾弃鄙夷。
柳淳很希望把科学跟民生结合起来，从百姓当中，获取支持，这样的科学，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他从王阳明那里借了知行合一四个字……真的只是借了四个字而已。因为柳淳谈的知行合一，跟王阳明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
所以对古代的很多说法，真的不要想当然……如果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真的和后世的观点类似，心学也就不会成为一阵风了。
王阳明自己就说过：“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看明白了吧？
王阳明不是说知和行是两件事，要统一在一起，也不是提倡大家伙要向着知行合一的方向努力……他只是在说一个事实，知行是一体的，分不开的。针对的只是朱熹的先知后行，仅此而已。
类似的观点还有格物致知……如果有人觉得格物致知是教人研究事物，然后总结规律，获取知识，那就和先贤们说得南辕北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比如朱熹建格物致知，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他的意思是研究一个寻常事物，如果仅仅研究事物本身，那是没有意义的，必须从里面发现天理，格出圣贤道理来……那有小朋友要问了，如果格不出来怎么办？俩字：硬格！
怎么说呢，就有点类似理解吧……明明作者都没有那么深的想法，可出题人一定逼着你写出个一二三四。
写不出来，就没有分数。
而在朱熹这里，格不出来，那是你资质平庸，领悟不了圣贤之道，一句话，是个废物！
那处处跟朱熹对着干的阳明公，他又是怎么看的呢？
王阳明觉得，如果格不出道理，那不是事务的错，而是你自己不行，那还格物干什么，应该格心才对！
所以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这也就是心学的本意！
……
说了这么多，其实真正要探究理学，心学，二者之间的差别，远不像后世想象的那么大，追根溯源，都能上溯到二程那里。
所以理学和心学，应该算是一个根上的两个枝干，或者说，至少也是连理枝，彼此非常亲密。
二者都是在心性啊，气理啊，良知，格物……这一类的概念之间打转转，虽然彼此对立严重，但是站在更高的维度上看，意义真的不大。
只能说二者是同出而异名，所以指望着心学改变大明，那是不现实的……事实也是如此，虽然在徐阶的提倡之下，心学达到了鼎盛，但是接下来高拱和张居正，两代首辅打击，心学就烟消云散，无根浮萍，结局早就注定了。
只留下一些著作，供后人瞻仰凭吊而已。
对于柳淳来说，他是要真正提倡知行合一，真正把百姓的民生利病，和学问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