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了，薛琰觉得做了官和以前无官一身轻，也没什么区别，那个名字吊炸天的尚承奉御就是个荣誉性的官职，和后世的国策顾问差不过，都是不用上班，白拿工资。
对于好不容易鼓捣出来的活字印刷术只换来了这么一点点回报，薛琰心中还是有些不满的。
因为就凭这利国利民的逆天发明，太宗皇帝也应该看到薛琰的闪光点，可非但没有加以重用，却只是用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职打发了，貌似和历史记载的太宗皇帝的用人之道很不搭调啊！
太宗皇帝作为史书上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贤明的皇帝之一，他的很多治国之道久为后世所推崇，即便放在后世仍值得人们认真借鉴学习，在他的所有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更为重要。
史书记载太宗皇帝喜欢人才，也擅长用人，在他理政的二十三年时间里，所用的文臣武将不胜枚举，著名点的有魏征、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等，纵观太宗皇帝用人之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重视人才，太宗皇帝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人才”，当年太宗皇帝平定刘周武，刘武周下属部将虽然投降，但随后又纷纷叛逃而去，只剩尉迟敬德还留在营中。
太宗皇帝手下诸将劝他杀了敬德，免生后患，但太宗皇帝却认为敬德是个人才，非但不杀，反而把敬德放了，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之宽心，临别还赠送金宝，敬德被他的赤诚相见所感动，发誓“以身图报”，后来敬德果然屡立战功，甚至还救了太宗皇帝一命。
其次，知人善用，太宗皇帝继位之初，就命封德彝举荐人才，封德彝领命很久都没有举荐一个。
太宗皇帝问封德彝为何，封德彝回答道：“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旷世奇才。”
太宗皇帝就责备封德彝道：“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同用器皿一样，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各取所长。”
太宗皇帝用人，能够做到舍短取长，使各尽其才，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华的关键，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而要做一个“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太宗皇帝做到了。
就像他驳斥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时说：“君子用人之器，各取所长。”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皇帝再次重申：“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在《金镜》里总结了“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用人经验，太宗皇帝解释用人必须“舍短取长”时，作了“用人如器”的比喻，十分贴切，正如器物不能兼具各种用途一样，人也不可能兼备全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与毛病，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目光看人，就会有眼不识人才。
太宗皇帝遵循“舍短取长”的用人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人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范例。
史载房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浅，论者称为良相焉”，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段如流的长处，预防玄龄贴然配合，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这也就是“房谋杜断”典故的由来。
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经史，但他性情耿直、善于秉公办事，于是太宗皇帝就任命他为大理少卿。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支流，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皇帝量刑过失，使太宗皇帝发出了“法有所时，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唐太宗对戴胄的好评从侧面反映了他自己“舍短取长”的用人之道的成功实施。
第三，对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有人给太宗皇帝出主意，要太宗皇帝采用些计谋或权术来试探朝中大臣的忠奸。
太宗皇帝回答道：“如果用这些权术去试探部下，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如何要求他们正直呢？”
也就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
“推心待士”就是指对任用的人才要推心置腹，这点至关重要，若不“推心待士”，又岂能“驱驾英才”。
太宗皇帝鉴于隋文帝杨坚用人“多疑”的弊病，深感“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的教训，采取了“洞然不疑”的做法。
不受谗言，即不为群小之辈所谗，这是太宗皇帝保证“广任贤良”的重要措施，唐初政治清明，并无朋党之争，但也间有群小之徒利用广开言路的机会，诽谤君子，馋害贤臣。
历史记载，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觊觎房、杜的宰相之位。
太宗皇帝与房杜相处颇长，对他们的为人与才能了如指掌，可想而知，陈师合的下场怎
（本章未完，请翻页）样，“妄事毁谤”、“流于岭外”，这也正应验了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后世明朝宰相张居正对此的评论也非常深刻：“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
太宗皇帝用人不疑，其果敢豁达的心胸不得不令人佩服，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任用的疏者，甚至“昔仇”也“洞然不疑”。
帝王使用故旧，不足为奇，能兼而信用新进则为数不多。太宗皇帝信用新进才士不亚于心腹故交，尤难能可贵，其中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的是用“昔仇”魏征。
魏征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为李建成收用，魏征曾献过早除秦王的秘策。
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才华出众，不报私怨，出以公心，反而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位极人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历代帝王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太宗皇帝对魏征的信任不亚于房、杜，魏征亦不负太宗皇帝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难怪太宗皇帝在一次赏月夜宴中说出：“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的得意之语。
其四，不计出身，汉夷并用，古来帝王无不重汉轻夷，太宗皇帝则针砭古人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倾向，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
史实证明，太宗皇帝对夷族名将贤才亦倾心信用，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见闻”，深为太宗皇帝器重。
贞观十四年，唐军出征高昌，太宗皇帝以阿史那杜尔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
此外，还有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内附后，太宗皇帝授职左领军将领，太宗对夷族将领的信任，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被围，“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
君主选用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殊为多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项弊政。
太宗皇帝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把眼光转向广大的，同时也不放过用才能的士族地主，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
如太宗皇帝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用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更优越了，韦挺、魏征等均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帝王从官中选官，并不稀罕，但把网罗人才转向明间，则为数不多，太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贞观三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竟条条默合旨意。
太宗葚感蹊跷，因常何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何至神来之笔及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据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才士，随即宣旨召见，虚位以待。
当马周迟迟未到时，他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布衣人，是何等的思贤若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