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显然没有理解薛琰的意图，当薛琰提到的盐的时候，本能的就要摇头，别看太宗皇帝在薛琰这里，拿的都顺手了，但是“不与民争利”这一点，纵然他是皇帝，也不敢随便违背，特别是太宗皇帝一心要做一个有道明君，这“不与民争利”，可是后世之人，评价一个皇帝之时的标准，越线了，可是要被扣分的。【】
其实对于当下允许百姓私营盐铁生意的政策，太宗皇帝也非常不爽，那些利益原本都应该是属于朝廷的，如今却平白的让了出去，明明是口袋里的钱，却飞到了别人的口袋里去，谁的心里能爽？
要知道，国家对食盐的专营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春秋之时的齐国管仲，盐业经营的巨大商机和利润，被齐国的国相管仲看在眼里，他亲自担任起商务部长，一心为国家搞创收，直接将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收归国有，推行食盐国营制度。
齐国临海，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尽管在食盐生产方面，管仲部分放权给老百姓，但官府仍然严格控制食盐资源的管理和生产者的生产时间。
至于食盐官府专运方面，无论是本地生产的还是从境外进口的，均归官府统制经营。除了为政府赚钱外，食盐官府专运还能达到战略上的目的。
对于那些不生产食盐的诸侯国，不听话就不给盐吃，因此，有理由怀疑，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很可能是因为那些前来会盟的诸侯嘴里已经淡出鸟来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利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案例。
当时，东方诸国除了齐国外，多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就是任用食盐民产、商销，官府只管收税。
但西方的秦国，也有一个和管仲一样，认识到食盐产业具有“百倍之利”的人物，这个就是商鞅，在他推动下的变法中，山川河泽国有化是一项重要内容，食盐国营也就不在话下。管仲富国，使齐国成为霸主，商鞅又富国又强兵，所以秦能成为超级大国，并一举实现统一大业。
秦灭六国建立秦朝后，继续推行食盐国营政策，食盐国营的确可以使得国家gdp一路高歌猛进，始皇帝很高兴，但老百姓就不是很开心了。
秦历二世而亡，虽然不能说是因为盐而亡，但却和盐业国营背后的精神有关，归根结底就是管得太严。
所以在汉初，为了标榜和前朝不一样，也是民间实在太惨，开始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开放盐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汉初的“弛山泽之禁”，意味着食盐国营政策被取消，民间可以“自由”开采、运输和销售。
盐官不再承担食盐的产运销，只负责征收盐税，但这同时也给权贵、豪强和富商大贾以垄断的机会，汉高祖弟弟的儿子吴王刘濞就是典型代表。
吴国靠近东海，有丰富的海盐资源，还有铜矿，于是吴王刘濞招揽
（本章未完，请翻页）天下亡命之徒，煮海为盐，开矿铸钱。
吴国实力大增，底气足了后，吴王就不甘心屈居自己侄儿汉景帝之下，召集人马，拉起“清君侧”的大旗，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因此，汉初取消食盐国营的最大获益者，实际上就是这一类权贵和豪族，如此看来，食盐自由经营也是充满弊端的，但实际上，吴王所推行的食盐政策和中央朝廷根本是相悖的，仍然是国营，只不过是经营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诸侯而已。
当汉中央平定七国之乱后，这种变相国营的盐业活动也随之没落，盐业民营的利润真正开始向民间渗透，但获利者仍然是实力雄厚的富商大贾和豪民，比如被司马迁称为“大煮盐”的齐人东郭咸阳、成都井盐主卓王孙。
经过汉初祖孙三代的省吃俭用，百姓也休息差不多了，汉武帝即位时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富二代，再“无为”下去，如何能够超越爸爸、爷爷，如何能够体现雄才大略。
所以武帝开始了长期的对外卫国战争，后来，没人敢来挑事了，无法卫国，不管了，随便找个借口就打吧。打到后来，没钱了。于是，武帝把目光投入到利润丰厚的盐铁业，重新开始施行盐铁国家专营，以图创收。
具体办法与管仲在齐国的政策大同小异，但对于私自煮盐的人，除了没收作案工具外，还要处以“釱左趾”，即给左脚戴上镣铐的惩罚，至于为什么是左脚，鬼知道。
汉武帝的“食盐国营”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效益，一个是经济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个是在政治上贯彻了“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
这对政府来说当然是积极的意义，但国营带来的弊端也不少，官府以低价强制收购盐民们生产的食盐而转手高价出售，可以想见的是，食盐价格猛涨，百姓买不起，只能“淡食”，另外食盐运输等劳役也是要征发百姓进行，这都直接加重百姓的负担。
当然，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汉武帝不得不低头认错，下了罪己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