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都是师从德国，以德国人的严谨和参谋制度的完整，主官完全可以集成参谋们的成就进行战略战术决策；日本是执行上下尊卑相当有素的国家，因此参谋长的作用只作为幕僚是完全能够达到军事目的的。
但是中国不行，特别是在派系林立的北洋军中，旅长团长等正职完全可以不鸟你这个师参谋长，反正你也没有对他的制约权。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中国的参谋长几乎没人愿意去做，或者说，有能力的人都去做正职去了。
本来现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就不怎么完善，主将也大多没有受到过系统的训练，再加上一个几乎不能够坚持几见、或者说有思想的参谋长，导致主官刚愎自用从而误事的例子数不胜数。军事现代化，要从参谋团抓起，这是德国的成功之道。
而且一师二旅制极容易形成对立之势，随便一个人反水都会给军队造成灭顶之灾----两个旅长可是各掌握着一半的兵力呢。在没有形成一师三旅的“三三制”之前，参谋长作为平衡的一极极为重要----因为此时没有副师长这个职务。
张汉卿认为应该设法让师参谋长的军衔与少将旅长们平齐，或至少要明确一个观念：当师长不在时，参谋长是法定的作战代理人。这样，即使暂时参谋长没有实力，在虚名上也要挂起来以增加影响力。将来有可能，在职务晋升上也要这样排序：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这些远大“理想”本来不是张汉卿迫切要达成的，只是因为看到张作霖对限制汤玉麟等军中实力派的想法过于轻敌，张汉卿便想通过第三方势力来压制这些人一部分的影响力，因为他瞄准的是杨宇霆。
杨宇霆时任将军署上校参谋长、兼奉天将军使署总参议，也是张汉卿的在参议“任上”的直属上司。张作霖本就非常认可杨宇霆的能力，也引为亲信，否则不会让他兼着这两个相当重要的岗位。
正史上杨宇霆就是张作霖麾下极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治军严谨，军纪严明，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
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任少校教官时，深夜搞紧急集合训练，总能从队列中挑出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放他入内，结果他处罚了哨兵。
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但这个人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又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
正史上少帅与他一直心有芥蒂，在张作霖“皇姑屯事件”后又自视为奉军元老，嚣张拨扈，数犯少帅之忌。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乘机挑拨离间，张学良遂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帅府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
这时空张汉卿抱着人尽其才的想法，并不介意未来的“镇主”可能，反倒认为史上的少帅气量未免太小，缺乏帝王驾驭权臣之术的勇气和能力，放着一个现存的人才不用。事实上就是因为杨宇霆待人不宽容，使他在历史上的奉军内部人缘较差：少帅张学良和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姜登选、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而曾经不得不请求督军外地。
这样一个人，像极了前生在工厂里发牢骚的中层主管：能力不错，搅浑水可以，浪头却掀不大。牢骚很多，事情也能够照样做好。
了解了对手的底牌，张汉卿自信满满，至少目前这个人还是可信的。等到其羽翼丰满，嗯，东北军也成了火候，不信自己的王八之气镇不住他。
父亲起家的27师中，大致有三股势力：54旅旅长孙烈臣、53旅长汤玉麟，以及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其中以杨宇霆的实力最弱。要不是他兼职的总参议的身份，光凭参谋长的身份是镇不住台面的。
这也是杨宇霆之憾。民国的立国之基是以武制文，没有兵权，做不成大事。
现在，年轻的张汉卿以少将军的身份建议张作霖提升他的地位，当然求之不得，从而第一次对这位少将军起了“惺惺相惜”之情。最后碍于军制，他的上校军衔没能够再提一步，但是也在军中的地位起了大波澜，张汉卿的这个情是领了。
至少他对于张汉卿提出的“军警分离”没有任何意见，连同一直唯张作霖马首是瞻的孙烈臣也表示同意，张汉卿奉天改革的第一刀，就切向了汤玉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