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渐渐有钱了，张汉卿开始提出一项看起来雄心勃勃的计划：教育。
他的计划是建立一个较完整的教育体制：东三省均由政|府导入五年制义务教育，每个乡镇至少需普及一所小学校。同时因经济能力所限，缩短大、中普通学校的学时年限，广泛设立职业技能学校，培养相关职业技能人员；重点筹备建设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10余座大专院校，并扩大东北师范大学的规模。为了说明人才培训的持续性与困难，张汉卿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成为二十世纪教育史上的名言。
对已经见惯了他层出不穷的新鲜主意的奉天人而言，这无非是少帅又一次出人意料之举而已。但对手握重兵的奉系高层、特别是军队高层而言，还是像卷起了一阵旋风。
因为如果教育经费投入多了，在军队上的力度便不免相形见绌。很多统兵将领都认为不如趁此良机多养一些军队，这样便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见效慢，远不如拿这些资金买|枪买炮来得有意义得多。
不能怪他们的眼光差，而是被思想局限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所谓“知识的力量”，不相信不知所云的数理化能够转化成他们所亟需的枪和炮、甚至比枪炮都厉害得多。他们信奉的是有军队就有了一切。
张景惠就对张作霖说：“对少帅这个想法，我是不赞成的。大帅搞教育，不能说不对，只是现在的时候不对。我们的好多军队连像样的大炮都没有，这叫他们怎么再打仗！我的看法是，大学要搞就搞些，毕竟军械这一块用得着。但是什么义务教育就算了吧？哪有上学不要钱的道理！”
可是张汉卿却坚定地说不。
在前世历史课本中知道：从现在起到二十年代末，是中国最应该发展的大好机会。这个时期整个世界普遍厌战，国际和平氛围极有利于中国。少武装一个师的兵力对奉系的强弱并不造成重大影响，投资在教育上却能给东北的大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后劲。而且通过他的努力，现在的奉系已经比正史上强大的多。
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没有一个现代工业强国不是靠教育发家的。欧洲的文艺革命使彼国人民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一隅之隔的日本，因为普及义务教育而跃升为亚洲第一流的国家。
以现在中国的国情，让老百姓拿有限的钱来让子女上学，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读书，在古代一直都是士绅的专利，有限的寒门出贵人是不能够让全体国民的素质整体提升的。
张汉卿是深信知识改变命运，也认可后世太宗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要想以科技兴国，没有一大批接受过基础教育底子的国民，是很难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后世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制造大国，一代又一代受过良好教育（至少是高中生）的贡献必不可少，他们支撑起中国梦的天空。
穿越后的张汉卿大胆在卫队旅（师）中起用学生军并培植大量学生军官，使军队风气大改。不同于其它军队的“当兵吃皇粮”的诱、骗、强征，卫队师和第一师的学生军官都是为了强大中国的理想而主动加入的，这种动机决定了他们在军队的吃苦程度、带兵理想和忠诚度，这些都在缓慢但坚实地转化为战斗力。在经过剿匪的实战检验后，他们交出了完美的答卷，连张作霖都为之吃惊。
而张汉卿所招募的那些“文化”人，其作用一点不亚于军队所带给他的。王永江、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吴家象、张惠霖、朱光沐、韩淑秀…都是张汉卿钦点或者是亲自挖掘的；杨文凯、于翱舟、薛广森…都是他立足东北以抗衡关内局势的栋梁。
所以当张汉卿和他谈及为给东北发展储备大量人才而需要兴建大学与技术院校时，父子俩一呵而成。其实要论知识的作用，大老粗张作霖比张汉卿的认识并不逞多让，反而更加激进。
两年前，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二十七师师长，便专门上书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当是时，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是极到位的，他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综合几个谋士的意见，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回复“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1915年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所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