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够。作为古‘丝绸之路’，兰州到新疆的大动脉也要提上日程。新疆有丰富的资源，正是西北发展实业所亟需。而且我预计苏俄国内战事一结束，新疆正好有和苏俄对接的便利地理条件，会对西北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需要未雨绸缪。
兰州到迪化铁路甘肃省境，也要开始筹划了，这个费用由西北局行政委员会负责筹备，你们先论证。
建设交通需要专门的人才，于省长步子可以放大一点，可以向叶总长救援。据我所知，他正计划将交通部所属三所高校----上海、北京、唐山合并为交通大学，如果你们能够争取到在西安建分校，那将对西北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笑笑说：“反正肉烂在锅里，给谁不是给？”
1920年8月，叶恭绰出任交通总长。同年12月，叶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材”为由，将交通部所属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改名为交通大学，由叶兼任交通大学校长。第二年，本部改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这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名称由来。
叶恭绰有志于教育，张汉卿正好以这个借口用其总长之位和直系交换了陕西地盘，还美其名曰“人尽其才”。不过人家倒向奉系，自己反用其作了交易，未免心中有愧，这争取教育资源之事就交给于右任好了，也算是一种“人尽其才”吧。
因为国民党在上海的影响力，作为交通大学本部所在地难免会受到情面干扰，能不能从叶手里取得部分资源，甚至把分校开到西安来，考验着于右任的智慧。
于右任觉得责无旁贷。少帅有扶持教育的想法，那是国家之福，他又怎么能作袖手旁观之事？而且西北没有大学，如果能够在自己任上有了突破，也是报效桑梓之举。当下颔首说：“果有如此之事？我当尽力而为！”
历史上西安交通大学要到中苏交恶后才开始建立。为了防止沿海高校被“一网打尽”，上海交通大学被拆分了一部分，连同大多数师生和图书搬到了西安，成就了另一所赫赫有名有交通大学，给内地特别是西北的人才培养立下汗马功劳。
现在于右任提前作此布局，这是功在千秋的好事，与张汉卿开发西北的规划相密合，他当然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想来叶恭绰虽然被拿了总长，却也不至于因此而和奉系翻脸，毕竟还有朱启钤、梁士诒两位领袖在呢。
一次士兵违纪的小事，被张汉卿拿来作成了团结向上、共谋发展的契机，王以哲也是很佩服的。会后，王以哲随意问起张汉卿：“少帅，您对左宗棠平息回乱的历史功业，到底是什么看法？”
张汉卿狡黠一笑，“评价历史人物，账不要算得太细、搞得太繁琐。有些事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他补充一句：“看问题，要从长远看，从历史的角度看，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上看。有时候，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王以哲有些理解了他的意思了。作为惩前毖后的一种方式，作为人民军的政治部主任，为了维护军纪，这些违规的士兵还是受到一定的惩处和教育，但与民族问题脱节，也已经无关回民高层的想法。
因为，在保证了当地头面人物们的地位后，他们已经、至少在明面上是拥护西北人民军的领导的。不过，如何做到如臂使指，仍然考验着人民党的智慧。只要西北仍然贫穷，只要人民党不能在角角落落对基层政权施加影响，宗教民族，将是影响政权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所以，张汉卿在军事上平定西北，绝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如何做到长治久安、民族和解才是重头戏。因为无论回汉，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也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他们安居乐业，才是国家存在的价值。
因此，为最大稳定西北局势，他让当地有名望的少数民族领袖来进行区域治理，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后，人民党开始在西北稳住脚跟，并努力选拔及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党政干部，同时淡化民族色彩。
种种措施，让旁观张汉卿西北施政的一些当地头面人物开始尝试着和人民党交往，这也是促进民族交流的第一步，尽管是一小步。
但是他的努力，在宗教演化历史上，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要翘开回汉不通婚这个宗教上的死结，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