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交流的增加，不可避免地接受了相互之间的影响。德国通过色当战役彻底打败法国阻挠，完成国家统一并迅速成为现代工业强国的崛起过程，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榜样，其在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高效率，也是政治改革家们所效仿的楷模。
张作霖统治集团内部的部分人也认为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可能是中国迅速解决政治和军事混乱的一个秘方。
不要被后世的教科书式的结论蒙住了视野，首先我们有必要厘清到底什么是纳粹。它是德语的中文译音，现在一般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
但其实这种翻译是以讹传讹造成的，最好的翻译其实是“民族社会主义”，“国社党”也应该翻译为“民社党”更确切。
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另有其事的。“国家社会主义”是19世纪欧洲众多的“皿煮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
因为在英德文中“NATION”、“STATE”都可以表达国家的意思，但侧重点并不相同。NATION强调的有民族形成的国家，STATE强调的制度化的独立主权体形成的国家，所以美国是STATE，而中国是NATION。
那到底什么是法西斯呢？其实是罗马政|府官员执行法定权力的标志：有一束木棒中间绑有一长斧，意味着国家赋予的法定的暴力与权威，强调的是尊重与服从。
在欧洲，这个标志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都使用过，甚至美国林肯纪念堂前也有。实话说，要不是后来德国搞二战败了，纳粹本身也不会人人喊打，毕竟国家的本质就是暴力机器嘛。
纳粹的上台几乎背负上了当时整个德国所有阶层的对德国和自己的最后希望。德意志民族几乎狂化了：想战斗，想与一切不公、一切欺侮战斗，哪怕是服用毒酒，恶魔付身，投火自|焚，都在所不惜。只要能够改变现状，只要明天就能战斗！
之所以用这么激昂的字眼来描写德国纳粹的上台，其实不是为了说德国的30年代，而是为了说正史上中国的20、30年代。看看中国当时所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回顾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与百年来的外来欺凌，中国与德国的区别只是最终“红色革命”胜利了而德国失败了而已。
正如邓|小平们所说过，“不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选择了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想法也很简单，要改变，要战斗，明天就要改变，即使恶魔伏身也在所不惜！
而当时这种想法也不仅是中国共chan党人有：上承梁启超，在《新民说》开始从自由主义的思想全面向国家主义转型，鼓吹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集团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此后朱自清、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等结社《大江》，李璜等《醒狮》为刊，竭力鼓吹国家主义，赞美墨索里尼，认为中国之未来复兴，也在意大利之复兴道路，即法西斯道路。在对国家利益至上的崇拜，到国民党内新生代所所建立的“三皿煮义力行社”（蓝衣社）都是。
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于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新订了平等的双边协定，使中国青年愿意前往德国留学的心理。战后德国经济处于恢复中，马克贬值，物价低廉，这是促使部分经济宽裕的中国人赴德留学的又一重要因素。
此外，也有学子借鉴战后德国重建经验的愿望。如少年中国学会领袖王光祈1920年留德之行，即“以为德方新败，上下竞图存，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有必要说明一下，少年中国会是中国两大集权思想体系的最初大本营，政史上中国共chan党和中国国家主义者多出于此会）。
正史上到1925年后，受欧洲经济危机和德国物价上涨的影响，学习和生活费用增加，中国留德学生人数因之锐减，留德学生数才出现低谷。
现在在人民党的宣传和影响下，中国国内对于集中制的褒扬逐渐超过了对于英美式皿煮的向往，最终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在不久后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上阻碍甚少。
而人民党很早之前就提出并采用的“皿煮集中制”是结合了德国的集中制的优点并与美国式的皿煮相媲美的优秀制度，后来广泛被很多国家的革命政|党所采用。
并且由于赴德留学的学生们未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巨大，国民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无比齐心。从这一点上来讲，教育对国民的影响之大说什么也不为过。也从这一点上说，美国用庚子赔款来建设清华大学的宗旨真的体现了这个国家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