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力量占稳了中央后，“卧榻之傍不容他人酣睡”，早就瞄准了不愿降服的山西。
但阎锡山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功臣，孙逸仙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就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对他兴刀动枪，大违民意。因此张作霖踌躇半晌，不能定论。
他现在虽然一跃而为中国国家之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在经历了曹锟贿选之后，对“民意”这个虚无的东西竟然也有了些畏惧，做事远不如过去那样雷厉风行。
张汉卿对“民意”有着非同乃父的认识，他认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皿煮或专制国家，民意都是统治者控制、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在二战前，世界各国国民都处于被“宣传”境地，像德、日均如此。
民意也是可以控制、转移和欺骗的----他并不想强调自己有多么高尚和皿煮----一个国家处在动乱不安中是无法苛求所谓皿煮的，特别是中国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所谓的皿煮即是军阀割据的先声。
国家经过长期战乱，百姓思定没错，但对于统一，国民还是情有独钟的。像史上北伐，不是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吗？“民意”基本上还是向着主动挑起战争年代的国民革命军一方的。所以，战争不一定就会失去民意。
但是对阎的战争一定不能败，也不能便宜了旁观者，造成两败俱伤、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对阎锡山，他还是蛮佩服的。
阎锡山入主山西多年，地位坚固。他战略上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
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1918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
他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
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
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经济上，他利用山西“晋商”的传统，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1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军事上，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
到1923年7月，太原兵工厂已经在总办商震的过问下，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9月相继投产。
商震虽然已官升至晋军师长，仍然关注兵工厂建设。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这些实力，当然在奉系崛起前独树一帜。他能够在史上直、奉、皖的夹缝中成功地活下来，并在国民革命后成为能与北伐军相抗衡的一支力量，靠得就是这种力量。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人民军看不上眼，不代表没有其它人不往心里去。
山西的种种优势，引起了冯玉祥部下的觊觎。三家反直之后，孙逸仙不愿出山，奉系完全接手了政权，使冯系将领始料不及，他们的“国民革命军”的地位顿时尴尬起来。群龙无首，若无合适地盘和目标，这支人数不菲的军队很快将成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