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经济仗表面上拼的是经济，实际上打的是政治仗，用影响深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国外资产阶级终于领教到了张汉卿的手腕，也惊讶于中华民国政|府体现出来的实力。
不过张汉卿并未见好就收，他的目光已经转向了关税自主问题。
在北京宣布“关税自主”的时机，要求以上海海关为首的中国各海关，向国外进口的大米征收300%的特别关税，彻底将囤积在海外的大量大米关在了国门之外----既然你们要买米，那就留着高价米慢慢吃吧！
自从少帅坚定且忠实地履行由政|府每日向市民发放平价大米后，黄浦江上就陆续有跳江者。先是小股小资本的黑心商贩，接着连上海滩上最出名的粮食大王郁家掌门人也在一个夜晚孤身见了龙王，最后竟然出现了洋人跳江的稀罕事。
由此可知他们被逼迫的惨状！
可是这并不值得同情。家家哭莫如一家哭，如果他们胜利了，上海滩的市民就要哭了！
中外大米之战使得英日资本家颜面大失，损失惨重。尤其重要的是，此役使中国人民士气高昂，国家的凝聚力和荣誉感空前强烈，深刻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
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中央政|府控制了国内粮食生产、销售的大权后，继续用粮食对抗中央显非良策。英日政|府不甘心于这样灰溜溜地认输，他们找到了中国特别是上海工业的软肋，那就是作为工业原材料的棉花。
没有棉花，上海二百多万纱锭就不能开工，这个世界纺织大阜就不能产生出应有的物品，经济就会瘫痪。而原料，则集中在英日资本家手中。
张汉卿不信这个邪。
在国家经济上，人民党实行的是重要物资国家化和公有制。由于中国地域庞大的原因，帝国主义始终无法将中国变成全部殖民地化。
在这个时空，由于人民党异军突起，土地的公有，国家手里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只是因为地理条件和交通设施的限制，很大一部分资源无法有效共享。像棉花，在新疆，不是缺少，而是多得无法运到沿海去。
国家的力量是惊人的！张汉卿命令陕甘新各地政|府，用一切办法，集中一大批重要物资，通过陇海线和京沪铁路向东部沿海输出。
他积极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渡过困难。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贷原料。
永安纱厂总经理郭棣活有300多万斤棉花及一万纱锭的瑞士纺机搁在国外出产地运不来，张汉卿专门关照银行、铁路、贸易各部门通力协助，甚至专派车皮去香|港拉运，千方百计，终于将原棉和纺机全部运到上海。
又如，成品纱布运不出去滞销，20支纱每件市价只11万（低于成本），国家就以12万元收购…爱国的私营工商业真正感受到国家的扶持。
宋、盛两家也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张汉卿的爱国举动。宋家通过在美国的关系，给上海购进亟需的一些工业原料，让沪上平稳地渡过了最初的难关；盛家则利用自己的渠道，开通了从武汉到上海的原料供应链，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市政|府初级原材料的争夺战。
反封锁斗争的结果，是纺织业6月中旬只有4成开工，到8月达9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工20%，由于从新疆日益扩大来了大批定货，增到60%。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走上了复苏。
这个胜利的意义何在呢？张汉卿说：“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人民党人只会管农村、打仗，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管经济是注定要搞得一团糟。…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而且比他们游得更快！”
另一重意义，是在宋家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对政治上的影响。
因为美国居于“调停”的中立地位，使得它能够容易地获得民国政|府的信任，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英国在华的地位。
这样，英美之间因为对华主导权的争议问题上有了裂缝，最终对张汉卿迅速、妥善、按单方面构想处理“五卅惨案”起到重要作用。
以“五卅惨案”为契机，张汉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名言，号召上海市民为国家的发展壮大积极认购国债，以利国家筹集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大工业。此外，为了尽快恢复银元的基础性货币地位，稳定金融市场，人民党发动群众，宣讲黄金管制的意义和对国家强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