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后期，***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
徐文博文章的布局很巧妙，由新中国的缔造者***主席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引到了苏联的身上，接着开始论述苏联现在的形势，他说，***主席就曾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徐文博在文章中提到：赫鲁晓夫时期，他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徐文博在文章中最后写到：***主席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徐文博从此奠定徐家第二代领军人物的政治地位，徐家的政治资源从此全力向他身上倾斜，他的从政之路自此进入了快车道，春节过后他便再进一步，但这是后话了。r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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