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升嘛！马将军有兴趣知道？”包云尉眯起眼睛，用探寻的目光直视着马迁安，对这位身形彪悍粗犷豪爽的小马将军，尤其是他深知马迁安一系列抗击日军的“光辉战绩”，自古英雄心相惜，他心理上自然有种愿意亲近马迁安的感觉。
“包大叔请讲。”马迁安很熟练的运用了一个能迅速拉近双方心理距离的称谓，不矫情也看不出虚伪，果然博得包云尉微微点头赞许。
成！小伙子不骄狂很谦虚，第一印象好。那我就给你讲讲。
老马和小马没想到包云尉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口了，但也幸亏这大叔愿意说，使他们了解到了很多秘辛。
作为一个后世来人，马迁安脑海中记住的历史只能是大面上的东西，具体的中等事件和多如牛毛的小事件除了那些偶然翻看到的书上记载的，绝大多数他都不是很清楚。
像这R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深入大兴安岭地区，又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伪政权这些“琐事”，听起来也长了不少见识，进一步了解了本地的历史，马迁安听的津津有味，偶尔插一句话了解一下他认为的“重点”。
凌升又名福贤，字云志，达斡尔族，生于1886年，内蒙古鄂温克旗(原索伦右翼正黄旗)人。当时达斡尔人亦统称为泛蒙古族。
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193事变发生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参与建国活动，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的皇帝。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贵福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几个月后，海拉尔发生苏炳文抗战事件，凌升对此表示同情。
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不老实的人。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日本军方下决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
目睹行刑的伪治安部官房长官入江上校说：“这人真倔强，临刑时面不改色，含着冷笑。叫他戴上覆面时，坚决不戴，挺着腰极不在意。问他还有什么说的，他说没有，快打吧!”
作为一名旧官吏，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凌升曾维护过封建统治，但他最终作为一名有民族正义感、民族气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
听完包云尉掺杂了不少钦佩感情的描述，马占山与马迁安都微微点了点头。
“好汉！”马迁安竖起大拇指称赞道，随即又对包云尉赞道：“你也是好汉，战斗在敌人心脏中更不容易。”
包云尉忽然得到意外之称赞，激动地脸色泛红，“你真这么看？”
马迁安正色道：“千真万确！抗日不仅仅需要战场上拿枪的厮杀汉，还要千千万万个充满智慧暗中帮助正面战场战斗的潜伏者，他们身处险境面临大量物质诱惑而不变质，就更难得可贵，我一定会把你的事迹上报延安，让**知道我们竟然还有这么一位敌后英雄。”
马迁安飞快的不着痕迹的同包云尉拉近关系，什么老蒋，什么共产联盟，你们先往后站，这包大叔我是拉拢定了。
马占山瞪了马迁安一眼，但没说话。他是心知肚明的，包云尉这个关系可是蒙古人介绍给自己的，本应同自己关系紧密一点，这小兔崽子当着我的面就敢抢人，还不是欺负我老人家好说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