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有转机有经停，相当不变。
不过，整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都不觉得辛苦，事实上，比起国内的交通条件来说，任何国家的飞机场都称得上方便了。
一些经常出差的中方代表团成员，还会绘声绘色的讲述自己出差的趣事，以做对比。例如脏兮兮的农村架子车，厕所里塞满了人的绿皮硬座车，中途抛锚乃至于被抢劫的大巴车……
就算是杨锐，听到这样的故事，也会觉得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途轻松了。
事实上，在飞行的很长一段时间，杨锐都对头等舱的卫生间，充满了yy。
可惜他并没有实践经验，景老师更是没有丝毫要配合的意思。
与之相反，景语兰更加惊讶于杨锐的想象力。
但是，不管如何从精神上变轻松，当飞机降落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大家依旧累的瘫软。
杨锐很是庆幸的在景语兰耳边道：“还好通知了捷利康，国际航班比国内航班霸道多了。”
“霸道？”景语兰不理解的道：“他们的服务不好吗？”
“挺好，我的意思是，国际航班比国内航班更累。”杨锐不知道怎么解释，摆摆手，道：“就像是坐三个小时硬座和坐三十个小时的硬座的区别。”
“就为了不坐三十个小时的硬座，你差点被代表团赶出去呢。”景语兰对此后怕不已，同时又有些不安的道：“就我们俩坐了头等舱，其他人会不会生气啊。”
“怎么可能生气。”杨锐在组团之初，就对人员进行过了筛选，并且进行过谈话。
除了几名外交部最后安插进来的成员之外，能够进团的代表，都明确的知道，他们能来是因为杨锐的缘故。
当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杨锐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也分得清轻重。
80年代的中国人，才不在乎头等舱或者豪华酒店呢，他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出国，是不是有人包吃住。至于追求好的条件，那已经是21世纪以后的事了。
“大家向我聚拢。”秦修成神情紧张的举着小旗子，并用中文喊道：“基本事项，我之前已经都说过了，我现在再强调三点。第一，不允许独自行动，哪怕是去上厕所，也必须和同组成员商量以后，两个人以上共同行动。第二，请大家看好自己一个小组的成员，如果有人擅离，是一个小组都要受处分的。第三，大家要保管好随身物品，尤其是护照，丢失护照是很麻烦的，比丢钱还要麻烦。现在大家跟我读几个简单的瑞典语……”
五十几名中国人，穿着出国前集体做出来的西装，站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到达大厅，一起用笨拙的舌头说“你好”，“对不起”，“……在哪里”，“多少钱”……，现代化的机场带给杨锐的抽离感，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果然还是习惯的味道啊。”杨锐有点想笑，又有点开心，预想中的尴尬是一丝一毫都没有的。
又何必尴尬呢。
这不过是中国在快速的变化中，所经历的一段有趣的时光罢了。
就像是少年成长之际，突然面临的变声期。
是有点奇怪，有时候还会令人想笑，但是，并没有什么好尴尬的。
竭尽所能的融入世界，竭尽所能的讨好别人，竭尽所能的适应他人，这其实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秉性。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很固执的国家，也是一个很固执的民族。
越是有历史的国度，越是如此。
在中国几千年的对外交往中，适应他人，讨好别人，融入世界，从来都不在考虑当中。
无论是班固、苏武、还是郑和，都不会适应他人，讨好别人，或者融入世界。
而在杨锐看来，中国人继续适应他人，讨好别人，融入世界的举措，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很快，随着中国人与世界接触的增加，大家就会发现，他人是无法适应的，别人是无法讨好的，世界是无法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