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提前了半个小时，抵达了阿斯特拉的办公区，就在休息室里静静坐着，阅读自己的文稿。
在大公司里做讲座，是很两极分化的事，有些时候，某些教授会受到额外的吹捧，有些时候得到的则是特别的嘲讽。
有一个好的头衔，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或者剑桥三一学院院士等等，总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并不绝对。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由于距离的缘故，硅谷的创业公司经常邀请斯坦福教授去讲座，但是，去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硅谷人的认同。尽管许多硅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但他们嘲讽起来照样很用力。那些收入丰厚的硅谷人经过多年或数年的摸爬滚打，早已不再是学校里的模样，对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真实实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认识。
这种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不一定就站在产业前沿。
而且，他们提出的所谓前沿理论，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产业界的认同。
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博萨克和蕾娜夫妇，可以算作是产业界通吃的例子，他们是计算机理论方面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实践，其所创造的路由器，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博萨克是斯坦福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的负责人，在硅谷发育不全的年代里，他们基本属于理论界的第一流学者了。
给阿斯特拉做讲座，同样不是轻松的事。
对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并不能单纯的视之为产业界的水平。这种级数的公司里，也是藏龙卧虎的。
当然，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在杨锐这样的学者面前，是没有存在感的，他们属于科研鄙视链的最下层，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如果毕业就进入制药公司，基本不会在科学前沿有所建树。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为主流所承认的科学家。
制药公司的目标是为已知的靶点寻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制药公司的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学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之后，再捡系统性研究中的某一个靶点，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说，产业界的研究员连二线科学家都算不上，只能称作是三线，所谓的成果转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除了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免不了还有一线二线转来的研究者的，一些厉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2008的诺贝尔生物学奖就颁给了拉尔德·豪森，他因为研究导致宫颈癌的人瘤状病毒而获奖，其与阿斯利康的关系密切，可以看做三分之一个阿斯利康人。
这一次的诺奖，也是杨锐所知的最被怀疑的诺贝尔奖舞弊案——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但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确实在此届诺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诺奖委员，并在获奖以前，收购了一家公司，该公司开发hpv疫苗的关键组分，并将为此收取巨额的专利费。
除此以外，负责遴选诺奖候选者的五人委员会主席，在06年担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费顾问，负责投票的五十人委员会中的成员之一，同样以顾问的名义拿了阿斯利康的钱。
阿斯利康还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赞助了诺奖委员会的两家机构和下属推广部门，除此以外，几名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承认受到邀请，由中方付费前往中国，向中国官员介绍各项候选人是如何选定的——那是05年以后的事了，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对诺奖的窥视之心，或者，只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国这个平台。
总而言之，大型制药公司就像是大型军工企业，或者大型的能源企业一样，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机体，他们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出的作用，比大多数的亚非拉小国家政府还要强。
但是，大型制药公司同样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它们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创始人已去，剩下的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们都很难找出一家独大者，并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长，就能确凿的决定某件大事的。
杨锐更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才好搭上顺风车。
诺贝尔奖面前，人人平等，除了瑞典。
“杨锐先生，时间到了。”普利策来到休息室，声音平和的说了一句。
杨锐稳稳的站了起来，笑了一下，问：“来的人多吗？”
“大约有60人左右。”普利策说着解释道：“瑞典是一个人口偏少的国家，很少会像是中国那样，一下子聚集很多人。”
杨锐愣了一下，不由大笑。
普利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不禁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