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就连管财政的“三司使”王章，也瞧不起苏逢吉、苏禹珪等文官。
在这些创业元老中，拿枪杆子的和拿钱袋子的，联合起来挤兑拿笔杆子的。
文武不睦，将相生隙，使得后汉集团的顶梁柱千疮百孔、弱不禁风，这是后汉政权迅速走上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基石问题是刘知远留给刘承祐的内部毒瘤，西部的叛乱则是外部溃疡。
长安赵匡赞、凤翔侯益相继投降后蜀，并为后蜀做带路党，喊出“东出潼关，平定中原”的口号，这是后汉政权的心腹大患。
但是二人的立场并不坚定，在后汉与后蜀之间游移不定。
赵匡赞的首席幕僚李恕，曾经是他父亲赵延寿的幕僚，赵延寿派他辅佐赵匡赞。当赵匡赞计划投奔后蜀时，李恕就坚决反对，说：“令尊大人屈尊侍奉北方蛮夷，岂是心甘情愿？后汉政权新成立，正在给天下人作秀表姿态，一定会拿你当典型，厚加抚慰的。古人云‘蹄涔不容尺鲤’，意思是马蹄大小的水坑里是养不活大鱼的，您在后蜀肯定施展不开才华，早晚会后悔的！”
赵匡赞思前想后，也觉得自己不该绝中原而附蛮夷，于是就派李恕携带悔过奏章，前往汴州呈递，还表示自己要亲赴汴州负荆请罪。
刘知远接见了李恕，问他赵匡赞为什么会突然投奔后蜀。
李恕答：“赵匡赞自认为接受了蛮虏（契丹）的任命，是‘伪节度使’，而他父亲又在蛮虏担任高官，因此怕被陛下怪罪，所以寻求后蜀的政治庇护，只求暂逃一死罢了。我相信陛下一定会理解他、谅解他的，所以劝他知错就改、迷途知返。他这才派我来哀求陛下的宽恕。”
刘知远频频点头，当即表态：“赵氏父子本来就是我们自己人，不幸身陷蛮夷。赵延寿已经被蛮虏害死，我又怎能忍心害死赵匡赞！”痛快地批准了赵匡赞来汴州觐见的请求。其实赵延寿此时只是被耶律阮囚禁，大约两年后才死，但刘知远集团必须坚持赵延寿已经遇害的谣言。
与此同时，凤翔侯益也派来使节，表达了悔过之意，并请求在刘知远过生日的时候（2月4日），前来汴州祝寿。
对于关西地区的失而复得、叛而复归，刘知远表面上欢欣鼓舞，内心却充满矛盾。刘知远对赵匡赞和侯益是不信任的，去留叛归只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不定哪天他们又会改变立场。
而且他们都表示要亲自来汴州觐见，以此表明自己对后汉的无限服从。
没有军事存在的统治就是猴子捞月。可如果刘知远直接派去武装力量，势必会引起二人的恐慌，将二人逼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