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时，虽有三镇连叛，后蜀、契丹、淮南亦摩拳擦掌，然而都只伤后汉皮毛，未及筋骨。后汉的致命伤是内伤。
刘知远匆匆建立后汉，又匆匆去世，给儿子刘承祐留下了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同时也留给他一套初具人形的领导班子。
之所以说是初具人形，是因为这套领导班子有如下几个特点：
1，架构较为完整，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组织架构都有，但是称职与否就另当别论了；
2，是后汉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也就无限忠于后汉朝廷，竭尽全力维护目前的权力体系和利益分配模式；
3，组织内部成员几乎全是“速成班”，根基浅、底子薄，骨子里存在极强的自卑心理，而极度的自卑又导致了固执己见，行事风格较为偏激；
4，一般来说，凡是同时具备上述三点问题的，必然会存在这个问题：内斗。
前文有过交代，刘知远的托孤重臣之间，存在着比较深的矛盾，而且他们丝毫不加掩饰，因此不能称之为“勾心斗角”，对比一下唐末的政治斗争，即便是宦官田令孜，也懂得运用一些阴谋诡计，布局设套，跟学霸宰相们周旋博弈，虽然乌烟瘴气，但客观来说，还是值得玩味的。
而发生在后汉朝廷的核心权力圈内的争斗，就已经有些侮辱“勾心斗角”这个词了，不加伪装、不要滤镜，双方坦诚相待，态度明确，我弄死你。”
除此之外，托孤老臣与幼主刘承祐之间也存在着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所有“开国皇二代”们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
将相不和、君臣生隙，这才是导致后汉迅速走向灭亡的原因。
后汉是建立在晋辽大战的废墟上，历史没有给它小火慢炖的时间，只能是大火爆炒。为了迅速稳定局面、恢复秩序，后汉给人留下了“汉法严酷”的观感。
关于战乱对百姓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已经毋庸赘述，中原地区的自然灾害也并未减少，在刘承祐时期，黄河再一次决口，蝗灾、水灾、旱灾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另择新欢，它们依然对中原这块儿苦难的土地不离不弃。
百姓们民不聊生，于是选择背井离乡，或是聚众为盗。群盗们打家劫舍，剽掠郡县，转战各处，比如前文提到的南唐李璟，就趁机在边境一带招降纳叛，引诱后汉控制的淮北地区变民。
刘知远为了抵御契丹，安抚归顺自己的藩镇，也不得不毁家纾难，给予将士们丰厚的赏赐，导致国库空虚，赤字严重，不得不变卖后宫财宝，连皇后的首饰都要变卖。
镇压民变，抚平财政赤字，成为后汉政权亟需解决的内政难题。后汉的领导班子于是就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
比如，后汉出台了最为严苛的法律，规定：凡是参与偷窃、抢劫的，无论数额多少，一律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