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周明烈道：“在你们那一拨兵里，你是最有前途的，希望你学业有成，成为一名优秀的特警。还有，如果有天你不方便保管，把这个箱子再交还给我好了。”
我已经走不出去了，在他的房间哭了很长时间。
周明烈大队长走后不久，父亲在和病魔搏斗了一年后终于辞世，强烈的痛苦和深深的遗憾，同时在我心里压抑着，我既不能让悲伤的妈妈再来分担女儿的愁苦，也不能将心事说给战友，其时已接近崩溃。我的心态怎么也调整不过来，就放弃了上学的机会，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一线。
我几乎记不太清楚，在军营最后的四年是如何过来的了。只记得我在战友中口碑坏到了极点，我原来就不爱讲话，那时就变成没话，情绪却极其冲动，一点点小事都可能翻脸。每次执行任务我都全情投入，异常拼命，为了冲在前边，我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人人觉得我是为了名誉在博取风头。伴之而来的是我不停地受伤、住院，而这其间，到底什么时候提的干、立了多少次功，受了什么奖，我统统都不记得了。
我只在乎那只箱子。
有一天，于晓梅和程垦表情严肃地来到我房间，她们拿出一样东西，是我刚刚得到的一枚军功章，她们告诉我，这是清洁工从垃圾箱里拾到的，我竟然把奖章扔在了垃圾箱中！
她们指责我，两张嘴一齐动，我一言不发；她们批评我，言辞激烈，我一脸漠然。再后来，她们也觉出我的异常，坐下来开导我，她们整整陪了我一下午，到了晚上，我开始流泪，我们都没去吃饭，晓梅买了些啤酒。我终于说出了隐藏心底的痛苦，我说，在我的潜意识里，就是希望我会有一天，在战斗中死去，那样，我就可以见到他了。
世事往往这样，无论有天大的事，如果肯说出来，有人分享，痛苦就会变轻，再激烈的感情也不过如此。当我终于有所解脱时，我已经是连职，在一次训练中，为了保护新兵，我从四层楼处摔下，踝关节粉碎性骨折。腿是接上了，可是基本废了我的童子功，我再不能做任何剧烈的动作。
我被评残，转业到了地方，军转办根据我的立功受奖情况，把我优先分配到家乡省会的司法厅，我成了一名政府公务员，单位帮我解决了住房，我把老妈接了过来，也算尽了女儿的孝心。我那时已经25岁，开始有热心的亲戚同事帮我张罗介绍对象，我也想应该嫁了，这是每个女人必走的一步，可一个一个看下来，不得不觉中，我成了困难户，和每个人我都见不到第三面……
分配单位后第二天，我瘸了一条腿去上班，我们司法厅的刘厅长已经知道了情况，见了我一路拉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乐得都有点合不拢嘴，他从外省份新调来没多久，还不知道手底下有一个特警出身的职员。我见势不妙，赶紧主动向领导汇报思想，我告诉他打死我也不当什么典型呀模范的，我尤其不想让同事们知道我有什么特殊。
刘厅长的眼神就有点瞧稀罕的感觉，和我说，做到宠辱不惊，不居功自傲当然好，可是他身为领导，却不能眼看着沙里埋珠。我告诉他，我在部队的时候已经身心疲惫，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平平静静当个最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国家和单位对我都很照顾，医药费从来都是全额报销，我对我目前的状况很满意，不想有任何变化。
可能是看我态度十分坚决，领导尊重了我的意见，见我的腿脚不便，还给我放了工伤假。我刚刚在家休息了一天，要命的事儿就来了。
那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因为不用上班，乐得轻闲自在晚起了一会儿。我正洗脸漱口，突听外面鼓乐喧天，鞭炮大作，我心静惯了，理都不想理，倒是妈妈有些好奇，大概是自家姑娘老大不嫁，她就格外上心别人家的喜事儿，老人家一边念叨着：“这楼里谁家要娶媳妇呀？”一边开门要去瞧热闹，突然“哎呀”一声退回来，我从卫生间探出头，看见一只硕大的花篮十分滑稽地从门口顶了进来，跟着又一只，一下子就把小小的客厅给占去大部分空间。
鼎沸的人声接着传入，我看见了一只话筒正在门口晃动着，遂迅速反应过来，拉开卫生间的窗户，跳了出去，好在分房时考虑妈妈年岁大要了一楼，要不然以我现在的腿脚，这样快捷的动作，也许摔出个骨折也未可知。我站在单位家属楼的另一个门洞里，伸头见一队穿着白地红条嵌金线制服的鼓乐手，正在我们楼区前原地踏步，整齐划一地演奏着进行曲，一群拿了摄像机和照像机的人，正热情洋溢地往我们那个小门洞里挤。在我藏身的门洞里，厅里一位处长正要出来上班，扶了眼镜满心疑窦地看着这个场面，一迭声地向我发问：“这干什么，这什么意思？啊？”
我装傻充愣地摇摇头，故作镇定先悄悄走了几步，看见没人注意，就开始跑起来，我跛了一条腿一气跑出家属院，跑上人行道，发现有路人在愣愣地看我，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然还穿着睡衣和拖鞋。这时，一辆奥迪轿车嘎地停在我身边，一个人把头探了出来，大声喊着：“施慧!”<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