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伟翻阅着丽芳公司的财务报表,他皱着眉头问尚科长,怎么只有丽芳公司去年的财务报表,今年的呢?怎么没见啊?
尚科长不知道面前这位年纪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新上任的副处长为什么忽然对丽芳公司的财务报表感兴趣,他诧异的是,陶大伟身为信贷处的副处长,怎么问出这么没水平的话?
可是尚科长的诧异丝毫没有表现在脸上,相反,他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为陶大伟解释道,丽芳公司并没有义务将每月的财务报表送交到粤城市工业银行,而工业银行手中这几份丽芳公司去年的财务报表还是因为丽芳公司去年向市工业银行申请三千万贷款时交上来的。
三千万?陶大伟下意识的问道,他从有关报表上知道,丽芳公司实际贷款金额为两千万。看来申请贷款额度多,实际审批的额度小,在这一点上,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粤城市工业银行和处于内地的中州市工业银行的做法并无不同。
尚科长紧接着说道,丽芳公司这种规模的企业,每月都会将财务报表送到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以及粤城市人民银行统计处。不过因为丽芳公司在市工业银行有贷款,假如陶处长真的想看丽芳公司的财务报表,他可以通知丽芳公司送来一份。
陶大伟笑了起来,说道不要那样做,假如通知丽芳公司送交财务报表,那么丽芳公司送来的财务报表一定时经过修饰的财务报表,而这样的财务报表除了糊弄人外,是无法反应出丽芳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的。他想看的是能够反应丽芳公司真实情况的原生态的财务报表。
尚科长想了想说,如果陶大伟想在不惊动丽芳公司的情况下看到能够反应丽芳公司真实情况的财务报表,可以到粤城市人民银行统计处去复印过来。之所以选择人民银行统计处而不选择地税局和国税局,尚科长认为丽芳公司交到地税局和国税局的财务报表一定也经过某种形式修饰,将丽芳公司的经营成果进行某种程度的缩小,以尽量减轻丽芳公司实际应该承担的税负。而这种造假手法在企业中是经常看到,这和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尽量夸大经营成果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相形之下,企业交道人民银行统计处的财务报表因为主要是方便人民银行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一个统计,不涉及企业自身的利益,所以报表数字最有可能接近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尚科长之所以选择到粤城市人民银行统计处复印丽芳公司的财务报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粤城市人民银行和粤城市工业银行同属于金融系统,相互之间关系比较熟悉,到市工业银行的人到市人民银行去也比较好说话。而假如到地税局或者国税局,则会比较麻烦,可能要多费很多周折。
陶大伟满意的点了点头,尚科长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考虑问题还是比较全面的,看来还是老同志有经验,这样的老同志以后在处里一定会得到重用的。夸赞过尚科长后,陶大伟告诉尚科长,到粤城市人民银行跑一趟,尽快把丽芳公司九八年度的财务报表弄过来,越快越好。
得到了陶处长的夸奖,尚科长心中就如同服下人参大补丸一样舒服。就象某则电视广告中所说的那样,他腰也不弯了,腿也不疼了,手也不麻了,走路也有劲儿!真实听了陶处长的话,胜练十年内功啊。听说陶处长的父亲就是省工业银行的一把手,要不陶处长怎么可能不到三十岁就坐上粤城市工业银行信贷处副处长的位置呢?陶处长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而自己得到了陶处长的赏识,那么以后也会跟着陶处长这颗新生的太阳沾一点光芒呢。
尚科长红光满面地跑了出去,几乎是一路小跑的下了楼梯,屁颠屁颠地去粤城市人民银行去弄丽芳公司的财务报表了。陶大伟则在继续考虑他的计划。
陶大伟针对董勇的计划基本上成形,但是他还是决定要慎重一点,将丽芳公司的财务状况彻底弄明白再说。他不是诸葛亮,不能算无遗策,所以才要慎重,多推敲推敲计划再出手。他的目标是把董勇变成一个穷光蛋,假如弄巧成拙,董勇没有变成穷光蛋,反而成为一个大富翁,那么陶大伟就得不偿失了。
陶大伟对付董勇的灵感来自于市工业银行的一笔呆帐。
一九九三年,中国经济过热发展,这在房地产产业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只要有房子就能卖掉。甚至连“楼花”都能卖掉。
楼花一词,来自于香港,是指未完工的物业(即在建物业)。楼花也叫楼号,是指就是房子还没开始动工,开发商就拿出设计图给购房者认购,因为房屋只是存在于图纸之上,尚未真正建成,所以这时的房价是最便宜的。
当时在粤东省,深州写字楼现房价格涨到了两万一平米,楼花的价格也突破一万五千元一平米。而做为省会的粤城市区,比起深州的房价也相差不远,写字楼现房价格超过了一万八千元一平米,楼花的价格涨到一万三千元一平米。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企业都纷纷投资房地产业,自有资金不足就到银行贷款,而粤城市白云山别墅在香港售出十多亿的楼花更是刺激了粤城市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
在粤城市就有一家叫做巨脑企业,本身是经营的,年销售额突破了一亿元,年利润高达三千。这样的企业在行业中算是龙头老大了。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一心想搞多元化经营,在房地产行业不断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投身房地产业。老实说,巨脑企业虽然是全国行业的龙头老大,但是置身于房地产界实力却太弱了,弱到连在粤城挤进房地产企业的前十位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巨脑企业的董事长为什么会头脑发热,投资房地产业呢?因为他已经看清楚,房地产业纯粹是个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企业只需要投入很少的启动资金,甚至不用什么启动资金,就完全可以将房地产业的蛋糕做大。
在房地产业,最难是搞到地皮,只要能拿到地皮,接下来的事情就非常好办了。企业只要完成项目立项,报了规划,交纳一部分土地出让金,有些协议出让土地的则还可以先欠着土地出让金,等日后再付。而即使交纳的一少部分土地出让金,多数用的也是银行的贷款。这样,一个项目就可以开工建设了。
这边项目刚开始建设,那边就可以建立一个售楼部,开始预售房屋,这就是所谓的卖楼花。而房地产企业再用卖楼花的钱归还企业的贷款,或者用于支付楼房建设的款项,这等于房地产开发商用购楼者的钱来赚购楼者的钱,真是一本万利或者无本万利。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巨脑集团开始在粤城市银河区黄金地段开始投资建设写字楼。此时巨脑集团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刚刚过亿,手中的现金储备则更低,才四千万出头,可是它计划建造的巨脑大厦耗资却已高达四亿,楼层达到三十层。
可是巨脑集团却敢于投资,因为只要项目一开建,楼花就可以开卖,而卖楼花的钱正好可以源源不断的投资到巨脑大厦的建设当中去。
天有不测风云。相比起其他行业来,房地产业对国家宏观政策的更为敏感,因为宏观政策的调控影响最大的就是房地产业。一九九三年底,巨脑大厦动工建设,到一九九四年初国家政策方向忽然发生变化,宏观经济调控做为一项长期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金融业开始紧缩银根,对房地产业的卖楼花的限制业严格起来。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房地产业项目立项后只要开工就可以马上销售楼花,可是到了一九九四年,政策却变为一个房地产项目要拿到预售许可证,开始卖镂花,必须具备以下硬件:第一,该项目的直接投资必须达到项目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第二,建筑盖到正负零,也就是说,建筑物必须完成地面以下的建设;第三,必须按照土地挂牌交易时达成的协议交纳土地出让金。这么一来,房地产开发商在一个项目上的实际投资必须达到甚至超过百分之五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这些针对房地产企业的措施非常严厉,对于那些实力孱弱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甚至是致命的。
很不幸,巨脑集团就属于实力孱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列。面对新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巨脑集团一下子感到措手不及。他们打算通过卖楼花来募集巨脑大厦的建设资金的计划破灭了。可是巨脑集团已经在巨脑大厦项目上投入了近三千万资金,此时想抽身而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巨脑集团决定破釜沉舟,进行殊死一搏。他们一方面向银行方面进行活动,争取在银行方面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另外一方面,他们将销售巨脑口服液的利润全部投入到巨脑大厦的建设当中去,争取能早日实际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比例。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地拿到房屋预售许可证,通过卖楼花募集资金进行巨脑大厦的建设了。
巨脑集团在粤城市是知名企业,在巨脑集团董事长的活动下,通过粤城市政府压力,粤城市工业银行同意贷款四千万给巨脑集团,以支持巨脑集团继续建设巨脑大厦。在当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四千万元已经是粤城市工业银行能够提供给巨脑集团的最大额度的贷款了。
另一方面,巨脑集团将销售巨脑口服液的所获得的利润全额投入到巨脑大厦的建设当中。按照巨脑集团的计划,只要建造到十二层,就可以达到实际投资达百分之五十的比例。那个时候,只要楼花一开始销售,巨脑大厦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巨脑大厦的应变不可谓不完美,可是,还是那句话,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巨脑大厦的问题不是出在天上,也不是出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上,而是出在巨脑大厦的地基上。由于勘探资料的疏漏,巨脑大厦的在打桩的时候竟然发现一条岩层断层。因为这条忽然出现的岩层断层,巨脑大厦必须要多打十多根深桩,而这十多根深桩,又额外花费了巨脑集团超过三千万的资金。就这样,巨脑大厦建设到第五层的时候,陷入了资金短缺的瓶颈。
在银行方面,已经明确拒绝再发放给巨脑集团任何贷款。而在巨脑集团的主业的销售方面,由于巨脑大厦的建设不断抽血,在加上管理不善,巨脑集团竟然破产了。设计宏伟的巨脑大厦成为只建设到第五层的烂尾楼,成为繁华的银河区黄金地段一块难以遮掩的伤疤。而粤城市工业银行贷给巨脑集团的四千万巨款,也成为一笔无法收回的烂帐,挂在工业银行信贷处的帐薄上。期间粤城市工业银行换了两任行长,工业银行信贷处也前后换了五任处长。没有想到,直到一九九八年,陶大伟又把这里烂帐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