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四章危机来临前的应变——
第九十四章危机来临前的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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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三年注定是个动乱之年，大规模的镇压战争刚刚结束，全国各地的局部动乱与武装冲突接踵爆发，而且大有迅速蔓延之势。
河南绿林好汉白朗率先举起造反的旗帜，先是纠集数百名亡命之徒攻陷豫南各县，打出了威名，打出了一条生路，使得成千上万活不下去的贫苦民众聚集到白朗的战旗之下，对各县官府发起一波又一波进攻狂潮，仅一个半月的时间，高达五万余人的造反军就占领豫南至豫东南三十余座县城。
面对官兵集结的围剿大军，白朗效法闯王李自成的战略战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五万余名形同流寇的大军，豫东南至豫西上千里，所到之处均显示出惊人的破坏力，成百上千的官员和士绅人头落地，所有的公库和豪门望族被抢掠一空，河南地方军队和袁世凯派去镇压的一个主力师，对日行百里、战术灵活的五万余叛军竟然毫无办法。
隐藏在江浙皖赣鄂粤闽各省的反袁武装经过数月的修养生息，似乎逐渐恢复过来，在国民党核心力量的暗中指挥下，开始对大军撤走之后的长江流域和粤闽两省各县城展开攻击，国民党各级首脑在幕后指挥的暗杀队，利用暗杀、爆炸、投毒等手段，频频刺杀效忠袁世凯的各省军政要员，全国各大报纸几乎每天都报道某某著名人物被刺杀身亡的消息。
勃然大怒的袁世凯开始策划针锋相对的一系列暗杀行动，北洋军派驻各省的军阀先后行动起来，对国民党和反叛军展开声势浩大的搜捕和围剿，抓到就杀，绝不留情，几乎每一座县城的古老城头上，都悬挂着一排排血腥的首级。
一九一四年的春天，就在这样一片腥风血雨中到来。
位于中国西南的滇黔两省仍在频繁交战，已经壮大到三个师的黔军总司令鲁莽子所部，在萧益民秘密派遣的参谋小组帮助下，摒弃原有的正面对抗策略，采取了更为灵活的作战方式，避开滇军装备精良的优势兵力，不再纠缠一城一地的得失，喊出了“以消灭滇军有生力量为最终目的”的口号。
黔军上下除保留五个装备精良的主力团用于机动之外，其余各部化整为零，对滇军驻扎的所有县城、中转站、交通要道展开神出鬼没的袭击，仅两个半月时间，就给滇军造成伤亡五千余人的惨重代价，迫使滇军放弃大片控制区，龟缩在贵阳至曲靖一线的县城之中，每天还要忍受不知何时飞来的子弹和手榴弹造成的死亡恐惧。
就在滇军总部计划增兵贵州的时候，大理的一千五百余守军不堪忍受新团长的虐待突然反叛，滇西各地民众随之蜂拥而起，杀死省府派驻的各县官员，袭击各县驻守的滇军，抢夺武器弹药，焚烧县衙仓库，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租抗税运动。
云南政fǔ和滇军总部匆匆抽调军队前往镇压，由于镇压手段太过残酷，激起了滇西各地民众的一片愤怒，抗租抗税运动很快演变成多民族、多地区的暴力叛乱。
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下，云南省军政两界不得不向四川方面妥协，主动提请恢复中断三个月的双边和谈，仅用一周时间，就在和谈协议上签字盖印，率先撤销遍布川滇边境地区的税务稽查站和军事检查站，以法规的形式承诺保护川商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并希望加强两省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中断一年之久的川滇商业贸易和各方往来，由此而恢复正常。
与全国各省相比，四川人民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各地民众每每看到或听到报纸上刊登的全国性动乱和局部战争的悲惨消息，就会联想到自己身处的安宁环境，想到新政fǔ的各种得人心的减免税政策，想到安宁的生活是这么的宝贵和来之不易，潜移默化之下，全省各地民众对新政fǔ生出巨大的好感和支持。
这一切正是萧益民和他的本土政治联盟最需要的，用冠冕堂皇的话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用最实在的话说是：想要确保自己的权力不被虎视眈眈的袁世凯集团剥夺，想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造福于子孙后代，就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奋力抗争。
面临袁世凯政fǔ越来越大的压力，四川各政治与军事势力空前团结，萧益民的政治地位和人格魅力迅速上升，终于在春节后召开的“中国民主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上，被全票推选为副主席，由于主席张澜出国在外，代理主席职务。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六日，萧益民在四千五百余名中国民主党党员的热烈掌声中，正式宣布就任副主席职务，四川民政长匡佑民、议会议长兼财政部长曾寿五等十五人，分别就任民主党第二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执行委员职务，中国的又一个地方性政党开始进入中外各界的视野，并随着该党的迅速发展壮大而愈加引人瞩目。
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萧益民立即以军政次长的名义，启程赶赴各地，视察川军各部。
此行的安排极为巧妙，也非常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