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不均，自汉唐伊始，便已有之。古语云，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世之官吏乎。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绵绵不绝。卓大人所言虽有道理，但连坐之法有违人和，不宜行之。况且皇太祖昔年早有定制，除专人督责钱粮、差役、公务外，亦有年高德望者参议地方政事，评判是非曲直。此法不可谓不善，执法不可谓不严，然弊病依存。微臣愚见，我朝尚有诸多荒芜之地，大可遣使专人着无地或少地之贫民登记著册，尔后徙之，由朝廷赐钞备农具，言定五年之内不起科。若遇洪涝灾荒之年，则赋役免之。”
“此为臣愚见之一。正所谓富国之本，在于农桑，田野辟，则农桑兴。陛下可继太祖高皇帝之志，在全国大兴农桑，以陛下所著《天工开物》教化于民，一改旧日落后之技术，使贫者有地耕，有地者渐富，假以时日，则赋役之数不成问题，大明盛世亦不远矣。此微臣愚见二。微臣陋见，愿陛下察之。”王叔英不急不慢的说完，下意识的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然后目光望着皇帝，似是想要看看皇帝对自己的提议是什么看法。
“王爱卿所言甚是有理。”李修远颔首道。迁徙贫民流民的措施，李修远是早就想到了的，因为在朱元璋在位期间迁徙参加垦荒人数有数字可稽的移民达到168余万人，而根据实际情况，李修远认为其移民之数应当在300万左右。但即使移民之数如此之多，整个大明朝境内如今仍有诸多地区仍处于荒芜。其中尤以河南、两广以及贵州、北平为甚。
至于兴农桑，李修远认为这点也可行，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经济状况千差万别。四民之中，惟农最苦。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先必须要解决农民的困苦，与民休养生息。
“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衣食之本，在于农桑。而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王爱卿之提议不差，但还忘了一个问题。”李修远将思路整理了一下，对众人说道，“即水利交通。水利为农业命脉，交通运输则是我朝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若河水不通、道路阻绝，旱潦不得治，车辆不得行，开垦之地势必再度荒芜，而百姓也将饱受饥寒之苦。皇太祖圣明，移民垦荒之际，就已大肆兴修水利，可谓一代盛举。因此朕以为，两者须双管齐下，不可废其一。”
“朕虽不及皇太祖之雄才伟略，但也想做个中兴之主。如今我朝虽国库尚实，但各地饥民诸多，若遇饥荒之年，朝廷开仓济粮，必将捉襟见肘，故此非长远之策。唯有我大明百姓自给自足，方是上上之道。因此，即日起，户部、工部共责兴修水利、拓展交通、大兴农桑之事，吏部择才能贤良之辈、兵部调军士共同协助，礼部、刑部、都察院三者共掌监督刑罚之责，若有违法乱纪，借机贪赃枉法者，一概从重惩治，绝不姑息。”
说道这里，李修远顿了顿，看着翰林学士黄子澄、翰林侍讲方孝孺、翰林编撰王叔英、都察院佥都御史练子宁四人，神色凝重的沉声说道：“民困于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所谓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而宽赋必行宽而有制之道。宋元以来，江南苏、松、嘉、湖地区即是国家财赋重地，皇太祖虽历年减赋，然则其赋税仍然过重，且苏、松、嘉、湖地区亦是富豪土墙最多，两册最为混乱之地，若是盲目减赋，弊大于利。是以朕授尔等暂领正二品巡抚之衔，各自挑选数人不日即赴该地明察暗访，归来之后，再一一详实汇报于朕。”<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