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赵匡胤和张永德住进节度府，朱秀居住的独院西面还有一处跨院，朱秀让人把隔墙掏空，改建成一道拱门，两处院子连通，形成一座环境清幽的大套院。
这也是近十年来，彰义节度府最热闹的一段时间，算上符金环随行带来的仆人马夫，和柴荣的几名亲卫，府里房间入住率超过七成。
朱秀花大力气用闲置房间改建的浴房、厕所也派上大用场。
特别是厕所，朱秀精心设计，排污通水都有大讲究，化粪池里的肥料还能用在后花园里，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多达十个坑位的厕所建成后才发现有些浪费，平时多数时候就朱秀一个人用，自然是固定在首席坑位，其他大多闲置。
尿槽里的尿还没流进化粪池就干了，一年下来，化粪池空荡得连苍蝇都懒得去。
倒是建在正厅与后宅连接处的一间公厕收获颇丰，府里的人经常光顾。
老史有时来了兴致，也会大清早地跑来朱秀院里，拉着他一块蹲坑，边蹲边聊。
不过这厮大多时候懒得跑，就在屋里用恭桶解决。
顶多跑出后宅去公厕，说是图个人多有气氛。
让他多跑两步，去朱秀院里上茅房，他却是不愿意。
自从柴荣等人入住后，厕所的使用率大大提升，清早起来跑进去一看，永远有比自己去得早的人。
不管睡得多晚，柴荣和赵匡胤几乎每日卯正之前都会起，大概凌晨六点左右，就能见到他们在敞院里活动。
张永德平时行军要照料柴荣的生活起居，也没有贪睡的习惯。
入住彰义节度府后，伙食上的事不用他操心，但还是习惯性地会去后灶房看看。
客人们起得早，朱秀这个地主自然也不好睡懒觉，加上存心想在柴荣面前表现得勤奋一些，就只能强行调整生物钟，与他们保持步调一致。
有时起得早了，天边的鱼肚白还没翻起，心急火燎跑进茅厕一看，柴荣和赵匡胤早已久蹲多时。
三人相视一眼会心一笑，朱秀解开裤带往中间一蹲，柴荣居右赵匡胤居左，各自掩上口鼻边蹲边闲聊，倒也轻松惬意。
来到安定县四五日，柴荣和赵匡胤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
进城那日，笔直宽阔，熙熙攘攘的官道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又去徒步走了走白盐大道，更是惊叹不已，有种去到了洛阳朱雀大道、开封天街的感觉。
一样的人头攒动，一样的川流不息。
戴红袖标的卫生大婶和穿皂衣佩带裹铁短棍的城管队，让柴荣见识到了泾州的基层治理。
赵匡胤买了些栗子，剥下的外皮随手扔掉，打算一边逛街一边吃，没走两步就被卫生队的大婶拦住。
起初赵匡胤不知所措，被大婶教训得面红耳赤，幸亏朱秀及时赶到，向大婶们认错道歉，又把一路抛洒的灰物清扫干净，这才得以脱身。
此事被李重进嘲笑了许久，赵匡胤一张白脸被气得发黑，却也无可辩驳。
朱秀少使君之名在泾州人所共知，但真正见过他，能认得他相貌的人并不多。
卫生队和城管队都知道他们背后有少使君撑腰，干起活来格外卖力，但真人到了面前却认不出。
赵匡胤之前在泾州时，白盐大道和卫生队城管队还未成立，所以这些新规矩一概不知。
没想到时隔半年故地重游，安定县又有了新变化。
县城兴盛的商贸往来，也让柴荣和张永德一改对西北边城的冷清印象，关中的泾阳、武功、万年等以商业发达著称的县城，论市场的繁荣度，还及不上安定的一半。
柴荣对此很奇怪，照理说关中几个县商业基础更坚实，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官府对于商旅也持鼓励态度，为何发展多年还不如安定这短短一两年的变化。
这个问题涉及到商业的基本规律，和当权者对于商业的认知和态度，比较复杂，朱秀只是简单解释了几句。
大体就是，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官府衙门公差对商旅的友好度，制定严格的城关税收政策，杜绝商旅出关入关，守关兵将吃拿卡要的现象，从实际着手，提高商人地位，用法理制度保障商人的合法利益。
纯粹的商贩地位不高，但因为经常走南闯北，与各阶层打交道，见识广博，对社会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
什么地方有利于经商，做什么生意能够赚钱，有头脑的商贩一眼就能瞧出来。
李守贞举旗造反之前，长安商贩大批量往外运粮，被李守贞派兵制止，抓了一批杀了一批，又以永兴军换防为由封城，才算是避免长安商旅恐慌哄逃的局面发生。
在泾州各县，特别在安定，平时街上基本看不到有兵士成群出动，维护治安有巡城差役和城管队。
公差遇上小商小贩也不会威胁索要好处，商旅进出城关办理税单快速明确，完全没有吃回扣的现象发生。
用不了几个月，安定县城治安好营商环境优良的名声就能传开，往来商旅自然放心。
要做到这一步不容易，花大力气下狠手惩治了一些习惯从普通百姓身上索要好处的兵差，又依靠严平派遣藏锋营深入调查，处置了一批不作为官吏，才慢慢看到成效。
这些都是施政过程中的细致活、耐心活，短时间内难以奏效，而且还容易得罪人，没有当权者的重视和强力贯彻执行，不可能行得通。
朱秀对于商业的认知，自然是要高过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的，所以对于营商环境的改善极其重视。
柴荣听完他的解释，懂了一些，但更多的疑问却是产生了。
譬如朱秀对于商人阶层的重视，就让他难以理解。
就像他无法理解，当初在沧州，朱秀向他解释佛教有对国家政权有利的一面一样。
柴荣有此想法一点不奇怪。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效率低下，经济自给自足，国家政权稳定的根基是土地，是粮食，而商业活动的过度发展会破坏社会关系的基础-土地，所以封建时代的商业活动往往受到统治阶层的抑制
站在柴荣的角度，他能看到商人带来土地制度的破坏、商人囤积居奇、商业利益诱导更多的百姓放弃农耕等等破坏政权稳定的一面。
而商业兴盛带来的税收、商品流通、提升城镇百姓和官府收入的一面，他的认识却不够充分，或者相比政权稳定来说，这些益处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