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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对于普通人来说，脸面就是人的自律意识。中国人历来讲究脸面，老话说，人要脸，树要皮，人不要脸天没法治。这说明脸面属于道德范畴，受人生观和价值观支配。所以，对脸面的评价标准和追求便会任人而异各不相同。
但作为人类社会的独有规律，必然地又存在着共性：人不可避免地都会通过家族、工作、社交、居住等各种途径和方式，逐步地被划分为若干个无限扩张又相互融合直至生命终结的圈子。处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叫做熟人，而非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则称为陌生人。
脸面在熟人中间表现得最为强烈，总担心自己即使不被人所知的过错让人知道而无脸见人，其实人家未必或者根本没有知道的兴趣；到陌生人面前便没那么紧张了，似乎知道了过错也无所谓，尽管陌生人也有成为熟人的可能，却是太过遥远的事情了，因为人都重现实，只有时时处处留足熟人的情面，才能处处时时保住自己的脸面。
至于讲述，我今天还要讲我那位福星大舅哥，不过，在讲他之前，必须引兄弟们先了解一下我的状况以免讲述显得过于唐突。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镇长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连校长都不能轻易见得上的大官：坐着乌黑锃亮的小轿车，身着名牌西装，足蹬跟小轿车一样乌黑锃亮的皮鞋，左腋下夹着不多见的盛“大哥大”的真皮小包，腆着肚子，走起路来目不斜视，对迎面而来的笑脸随意地“哼”一声便算是打了招呼。
这些淡薄而模糊的印象多来自于王维的父亲，曾令我极为折服，暗中模仿过好长一段时间却怎么也找不到想象中的那种感觉反惹来丽萍的嘲笑。
人生真是无常，我老婆居然也做了镇长。跟镇长睡觉虽没什么不同，却让我对镇长的印象变得真切起来：同事们突然终止了自丽萍考取公务员起就开始的或褒或贬各持己见又不乏嫉妒的争论，对我竟也添了几分敬重。
还有，便是家里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或拎一点儿时鲜水果或捎几瓶名酒或带一个装有数目不等现金的信封，时间多选在节前节后或丽萍生病过生日之类的让人无法推辞的日子，吃饭则一般都要去档次稍高一点儿的饭店。
当此时，丽萍常常故意正襟危坐不拘言笑，而那些客人除了恭敬讨好之外从不多说一句话，不难让人体会其中浓浓的做作。
偶尔也到家里吃一顿，虽然他们已从饭店叫了不少的酒菜，虽然丽萍对厨艺毫无所知，她总要吆三喝四地指挥我弄几样新鲜小菜以显示自己的热情，这必是些与众不同的客人，她的话也变得荤素参半，常博得哄堂大笑。酒至三巡，总要突然记起我非要逼我敬酒，我既不情愿又不懂得其中的规矩常闹个大红脸，他们都是说话的高手，仿佛随便地就能检讨自己，体面地便能让我下台。
看得出来，丽萍已经习惯了这些没有多少真情的应酬，而且很快就渗透到了骨子里——她对那些在我看来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要远比对我和女儿更有耐心，偶尔地发一次火，也会因为他们的恭敬和逢迎而烟消云散，所以他们都称她是最没有架子因而最有号召力的领导。
当然，她也有笑颜如花的时候，不过，都是对上级领导或者她认为有必要的人，她便有这样的本事：即使遭了训斥，也只心里骂“权当被狗咬了一口”，表面上却总能保持着必要的谦恭驯服，而且她确有一股拼得上的冲劲，上级领导因此非常满意便叫她“铁娘子”。分裂？对，典型的分裂，多面人。
按常理，夫妻是这世上结合最紧密的一对组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凡组合最容易受到差距的损坏，由于差距都是在双方的共同变化中悄然发生的，损坏当然也要有一个过程：刚开始，因为荣耀，我的大男子主义被紧紧地压制着，毫不迟疑地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也算是对我们爱情的无声支持吧。
差距的发生，大概便因为那些令我惴惴不安的形形色色的礼物。——对于这些礼物，丽萍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全部交我去打理，她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不清楚，但只要提及某件礼物，她立即就能叫出那个陌生人的名字。
我们且不去探究这到底算不算是从政人所必须的一种能力，只说这些礼物的单个的价值虽不大，累积起来却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我们很快便还清了债务，而她却只淡淡地笑了笑，完全没有了过去那种极易被夸张的意外和惊喜。
把意外和惊喜夸张，是女人最优秀的品质之一，缺少了这个品质的女人无异于木头，更谈不上什么魅力。
渐渐地，我便厌倦了这种既当爹又做娘还要做撒气包的生活，渐生怨气并迅速集聚，怨气集聚的结果就是怒气。怒气肯定是可以积攒储存的，要不然，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怨气怒气全都倾泄到我和女儿身上，若是可以重量单位计算的话，至少也会有上千吨。
无疑地，她的怒气激活了我的怒气，怒气对怒气，就是最大的损坏。损坏最严重的后果，便是信任危机。在她如愿做了镇里的书记后，我分明开始相信那些曾让我嗤之以鼻的关于她用贞洁做代价的谣传：也不是没有可能，要不然，她凭什么进步那么快，现在这社会就兴这个，算是最有力的证据。
贞洁是女人对丈夫伤害的最后底线，底线若是没了，组合便彻底完了。她的底线显然还只是停留在无法验证的谣传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比明确了事情的结果更折磨人。——同事们之间交头接耳议论的对象必是她，要不然，为什么只要我一出现议论就会嘎然而止，那胆怯的却又要偷偷地瞄几眼的目光分明尽是嘲弄。这不是我的幻觉，校长旁敲侧击的严令反弄巧成拙。
为此，我接连调整了几个办公室，到处受欢迎到处有人相求的脸面丝毫冲淡不了我随之而来的鼓胀欲裂的感觉，这感觉象病毒一样侵蚀着我。我变得古怪起来，多疑、固执、强词夺理，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急欲排泄的破坏欲，仿佛一切都必须要打碎。
丽萍显是感受到了我的变化，她暂时放弃了自己居高临下的傲态，笨手笨脚地去争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果如此低眉顺眼，这绝对是一个特具女人味的女人。
闲暇时，与一个特具女人味的老婆一起牵手逛街，哪怕只是闲逛或者只是纯粹的散步，实不失为人生的一大乐事。然而，这个最普通最平常的要求现已变成了一种难得的奢侈。她常说，没办法，等我再上一个台阶就彻底放开。
这话她说了何止千次百次，似乎永无尽头，难道我非要等到七老八十？她分明在应付我，夫妻之间若是弄到这种跟还债似的地步，又哪里有什么趣味可言，便不再勉强她。
我注意到，她的衣着打扮也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面料虽更加昂贵，样式却僵硬呆板，越来越象一个发了一笔意外小财儿的农村老太婆。即使搅动了那些谣传，在我的印象中，也不象是那些流落街头的“妓”的打扮。不象不等于不做，女人都有做“妓”的先决条件和倾向，象这种打扮或许是高级“妓”的专利。——其实，丈夫的骨子里并不反对妻子的打扮，虽然偶尔的也会喝一点点儿醋，只要过去了这一段，我又觉得丽萍的这种打扮竟别有一番风味。
这便是我的思维，思维上的古怪，或许是人古怪的最典型特征。
无论怎样，现实到了凡是她相中的或坚持的东西我都一概予以鄙视反对的地步，自然地会有一大堆的鄙视或反对的理由。我们就这样僵持着，任谁想去打破僵局都无法找出合适的理由，似乎只有分手才是最贴切的办法。时间渐长后，脑袋里开始偶尔地会浮上分手的打算，却又常常被这样的打算空自惊出一身冷汗。
我感觉自己的判断力在直线地下滑，思想变得肤浅而又轻浮，象墙头上的草一样无依无靠。我无法承受别人在背后莫须有的指指点点的议论，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们指指点点时的丑陋嘲弄和唾沫星子纷飞的壮观场面，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连我自以为激情饱满的授课也变得索然无味，我不能误人子弟，便请了三个月的假，我知道自己在逃避。
到这里，必须提我的大舅哥了，因为我的所谓病假开始后，丽萍便托他照顾我。
说是照顾，不过是一日三餐自己不用动手就有了着落，除此之外，他连话也很少跟我说，偶尔的三二句，声音也压得极低，常让人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凭猜测，大概多是些下一顿想吃什么之类的话题。
刚开始，我还因为听不清无法回答而着急，慢慢地，我发现他的那些一连串的疑问句反问句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回答，他也不在乎你是否做了回答。他似乎已习惯了孤独，正常的营业之外，便是不停地整理茶箱，之后就搜肠刮肚地去想一些新鲜的吃的喝的东西。
他的食欲总那么好，只要喜欢吃的东西，即使再油腻也能百吃不厌，而且从不多辩驳。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嘴馋”一词，他认为嘴馋就是需要，需要就必须吃，何苦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而我却认为，人该注重生活质量，质量里不仅包括吃，还有吃之外的许多东西。所以，吃跟其他所有东西一样让我索然无味，自然说不清自己想吃什么。
如此的两个人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却非要放到一起，便不难理解我的情绪越来越暴躁了，常莫名其妙地冲他吼：吃，吃，就知道吃，难道连脸面也可以不要吗？
他同样会莫名其妙地瞅瞅我，懒得搭理，任我吼。
终于有一天，他烦了，就象拎小鸡似地拎着我，把我扔到他的库房里，锁了门自去。
我拼命地叫喊着，拣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他只不理，到吃饭的时候才从窗缝里塞一小块馒头和几根咸菜。我暴怒着，自不会吃，累饿交加终于昏昏然睡去，也不知过了多久。
醒来之后，体内的那股烦躁不安的感觉居然不见了，唯一的欲望就是吃东西，或许原就是饥饿把我弄醒过来。他把已奄奄一息的我从牢房一样的库房中拎出来，殷勤地招待我吃喝，我虽仍愤愤不平却已没有恶感。一阵狼吞虎咽之后，胃总算得到了满足，我美美地躺到床上，斜睨着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其实，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根本浮不起任何东西。
他咳了两声，又过了许久，才忽然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都是脸面惹得祸呀，中国人哪，太好面子了，只要过得舒心，又何必非要争个高低上下呢？
人都有个思路顺畅或阻滞的时候，只要思路顺畅了，即使再笨嘴笨舌的人也能说出一大篇哲理；反之，即使再伶牙俐齿的人也会变得结结巴巴不可理喻。
此时，大舅哥便出现了这种状态，他已打开了话匣，似乎不把话讲完已不能自制。他的表现着实令我惊疑不已，近乎木讷的他居然有如此出众的口才，虽然声音仍压得极低，语气也波澜不惊，但我仍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忙坐直了身体，认真地听他讲下去——
其实，我脑袋并不象父母所认为的那样笨得不堪，至于学习成绩不好，怪不得脑袋，也怪不得那场热病，要怪就只能怪那个发生于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的故事：
那时，学校里的公办教师只有我们班主任一个，他理所当然地还兼着这个小学校的校长，他的伙食便由每一名学生的家长轮流管，他于每年年终结算一次，付几块钱的伙食费。
因为尊师重教的传统，没有几位家长在乎这几块钱的伙食费，他们大多把管老师饭当成一项义务来看待，而且总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老师吃。
轮到我们家管饭，我便提着盛放着母亲精心准备的诸如鸡蛋蒸咸菜、油爆花生米、肉丁炒芹菜茼蒿之类的小菜和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的小竹篮去给老师送饭。
这样的饭菜，我们家连过年都不舍得吃，所以我总馋得流着长长的涎水，不断地就要用已擦得油光发亮的衣袖擦一把。实在馋得不行了，我便做贼似的掀开盖在竹蓝上面的白纱布偷几粒花生米或几块肉丁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嚼着，又总疑神疑鬼地怕大人瞧见给父母告上一状惹来一通训斥和责骂。
我实在是一个馋孩子，却又不肯承认，便常常想象其他孩子也在偷嘴借以为自己偷嘴这个极不光彩的行为找理由。
不过，那些油光光的白面馒头即使再诱人也动不得，因为破了整容易露馅，只有在老师吃过之后去取竹蓝时才能急匆匆掰一块快速送进嘴里，越急咀嚼起来越慢，而且常噎得胸口生疼。在完成了上述有关动作之后，我几乎以百米跑的速度进了校园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
校园并不算大，五个年级不足一百二十人。正是晚饭时间，民办教师和同学早已走光了，校园里静悄悄的，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手心汗津津的，心脏似乎要从嗓子眼里蹦跳而出。我怯生生地喊着老师，轻轻地推开了班主任宿舍兼办公室的那间小屋的门：班主任与我们村的小寡妇搂在了一起，正嘴对嘴地啃着……见我进来，两人旋即分开了，小寡妇两手捂着脸，似乎这样我就认不出她来，而班主任则故作和蔼地问，饭好了吗？
我放下小竹篮，逃一样跑开了。待我按他指定的时间去取竹篮时，他再三叮嘱我，一定不要乱说，连父母也不要告诉，并许诺让我当班长，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但我后来还是告诉了母亲，因为他那天吃的实在太多，根本没给我留下偷嘴的机会。
母亲自不会信我，反嫌我胡说八道，非要拖着我去向他道歉，逼我连说了三遍，我什么也没看见。
他倒很大度，满脸笑意，不停地替我向母亲求情，孩子不懂事，不要过于责备他。
到后来我才明白，母亲那时绝对已从学生家长们关于老师饭量大增的风言风语中悟出了什么。
理所当然地，我也没能当成班长。从此，我便开始恨他，因为恨，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令人讨厌，也包括曾令我崇拜不已的他说话的姿势和语气，而且眼前总要浮现出他与小寡妇的那一幕，“流氓”一词象在我的脑袋里扎了根似地疯长起来，尽管当时我根本就不懂得“流氓”一词的确切含义，但我认定必是最贬义的词便用到了他的身上。
实事求是地说，他确有一套独到的教育方法，譬如，为了鼓动学生用功学习，他在自己棉袄的内面缝了一个小塑料袋装上几块猪头肉或几粒油炸花生米，讲课的间隙便掏出来吃，说只有用功学习将来才能过上他一样的生活。
这在当时非常具有煽动性，但连这也成了我讨厌他的理由。因为讨厌，加之那场热病，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很快便由前三名跌到了倒数第一。倒数第一最没有面子，却是我当时认为的能够反抗他的唯一手段。待到离开他上了初中，我发觉自己已落后太多，在学习上已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曾听一位老私塾先生说过，教育孩子就跟养小鸡似的，成就起来也是一窝一窝的，我们那一年级学生不仅打破了我们村多年来没有大学生的记录，而且一口气就考上了八个。
在全村既羡且妒的赞誉声中，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但我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我决定出去闯一闯，我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混出个人样来。所以说，我当时的“失踪”完全是蓄谋已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