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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凡跟人相关的一切东西，都不可能是单纯的，烟酒也一样。为此，我曾做过专门研究，自觉颇有心得，现讲出来与大家共同斟酌。
其一，关于烟。
烟是一种草，又称烟草。这种草点燃了有香味吸到肚里能够让人产生通畅心肺的感觉，吸多了有时候会晕乎乎的，叫“吸醉了”。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那个地方连百岁老寿星也说不清村里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只记得他小的时候他爷爷就吸烟，他爷爷说他爷爷的爷爷也吸烟。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烟的功效做了精辟而又形象的总结：天冷了，人们会说抽袋烟暖和暖和吧；天热了，会说抽袋烟风凉风凉吧；累了，会说抽袋烟歇息歇息吧；困了乏了，会说抽袋烟提提神吧等等。
所谓袋，通称烟袋，是一种吸烟工具，一般在细竹管的一端安着烟袋锅儿，可以装烟，另一端安着玉石、翡翠等的嘴儿，可以衔在嘴里吸，一袋就是一烟锅儿。
我小的时候，村里人多吸这种烟袋，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我爹晚上烦的时候把烟袋锅儿凑到火苗不大的煤油灯上去点烟一袋接一袋“吧嗒吧嗒”吸个不停的形象，忽有一口呛入肺里，便不住地咳直至涕泪交加。
我娘便止不住地埋怨呛，我爹便只顾嘿嘿地笑，我娘便逗我，贤儿是个好孩子，长大了不抽烟，我便奶声奶气地说不抽，我爹和我娘便笑个不停。
埋怨归埋怨，我娘从未真正反对过我爹吸烟。在她的心目中，有着跟村里绝大多数女人一样的观点：嘴里叼着旱烟袋，旱烟袋下面系一只做工精致用来装烟的荷包，绝对是一种标准的男子汉形象。
女人因此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既崇拜又自豪的表情丝毫不会亚于现代人对于明星的狂热，因为旱烟袋和荷包多是女人送的定情信物，不仅体现了一个女人的品味和技艺，而且显示着两个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更重要的是吸烟者抽的烟多是自家产的并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即使自家产的，也多是些烟骨和及早脱落的底烟叶子。吸烟者却说，这种烟虽差点儿，却是烟身上劲儿最足的部分，其香味绝对强过小心翼翼才能晒出来的油黄黄的二烟叶子。
其实，又何尝如此，油黄黄的二烟叶子是可以多卖钱的，一家人的油盐酱醋总离不了这些钱。
到了我该吸烟的年龄，烟袋已换成了烟斗。烟斗多用坚硬的木头制成，叼在嘴里比之烟袋又潇洒了许多。这两种物事现今已成为古董，据说一件上档次的价值上万元。
烟袋换烟斗完全是受了电影的影响，那时候轮番放映的多是英雄的故事，经常有英雄手持烟斗的潇洒镜头，就象当时的电影本身让村里人感到新颖、好奇、新潮，于是便争相效仿，如果有人能得到一只精美的烟斗必会首先在公众场合得意洋洋地使用，几乎能引起所有人的注目。
千万别不相信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不可预料的，记不清的哪天开始谁先有了第一只烟斗，村里人便纷纷通过各自的渠道和方式去挑选烟斗，而且速度快得惊人，在绝对不超过一个周的时间内，村里的吸烟者手里就都换成了烟斗：瓷的、木的、铜的；红的、紫的、蓝的；雕花纹的、镂图案的、带猪牛羊之类常见动物头部造型的，不胜枚举，品种多样，花色各异。
仔细甄别一下，做工精致的多是经济尚来得及通过求亲告友从外面捎来的，实在困难的也必备一只，不过只能自己去动手，虽做工粗糙些，但会在造型上更别致一些，论美观大方并不见得逊色到哪里去。至此时，烟的质量似乎倒是降到了从属的地位。
由于人的心眼儿跟烟斗的花色品种一样存在着差异，心眼儿多的只要看好了别人的便要千方百计地谋到手，或购买或交换或打赌讲输赢，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心眼儿少的并不是真少，只是差在反应的快慢上，回到家里反复思量或者事儿刚完，已觉得自己吃了亏便要反悔，白赚个赖皮的名声。
在我们那个地方，不讲信用是最令人厌恶的。既要反悔，便要准备闹翻脸皮，偏又碰上分明自己吃了亏却非要以为沾了便宜者涎皮赖脸地拒不肯反悔，对方再是个自称英雄敢于仗义执言者，偶有言语不和，便会孩子一样发生格斗。
格斗屡有发生，好在地点选在了野外，而且事先有了各自家人不准参加团斗的约定，即使碰破了脸磕伤了胳膊也只能自认倒霉，各自以最合适的谎言来骗取家人的信任。要不然，万一有哪家的家人参加了团斗，不闹到老婆哭孩子叫打翻了天那才叫怪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烟斗被卷纸烟所取代。
所谓卷纸烟，村里人又称之为“纸烟”：随便地找一块宽约两指长约十几公分的小纸条，譬如条件好的人往往去买那些既白且软又卫生的封窗纸，而条件差一点儿的则常常从学生正反两面儿全用尽了的作业本或者废旧报纸上撕下一片，按照标准儿整好形状，卷成喇叭筒状，放上适量的烟沫或烟丝，把口用手捻紧便可以点吸。
吸纸烟确比抽烟斗方便了许多，只要一沓儿纸片随同烟草装入荷包，便既赶了时髦又免去了时常忘却带烟斗或烟斗携带不方便的麻烦。我由于恪守了小时候的诺言，没能亲自经历抽烟袋、烟斗和吸纸烟的阶段。
事实上，纸烟和烟卷儿几乎是并行的，有的人甚至至今仍在吸纸烟，但烟早已不是过去的烟骨和底烟叶子，而往往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烤烟叶子，而且要经过香料或料酒的泡制，其味道远远超出了现在不少几十块钱一包的高档烟卷儿。
但当时的烟卷儿千真万确是在纸烟兴起之后才传入我们村的，先是七分钱一包的“葵花”“金鱼”，那是村里有身份的譬如村干部或者家里办丧亡喜事儿接待客人才能够吸上的难得的奢侈品；后来又有了三毛八分钱一包的“蓝金鹿”和五毛钱一包的“大前门”，虽仍不带过滤嘴儿，在当时却只有公社一级的干部才能抽得上，这些烟现今市面上已难得能见得到，有不少人或许因为当初没能享用到便产生了恋旧情结，时常不无遗憾地说，那才叫真正的烟卷儿，如果算上物价上涨的因素，足能够抵得上高档烟的价钱；再后来，人们更加注重卫生和健康，香烟都带了过滤嘴儿，品种也日渐丰富起来。
我开始吸烟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村里人的油盐酱醋早已有了保障，谁也不会再去在乎卖烟叶儿赚来的这俩小钱儿，烟草的种植也因效益的问题慢慢绝了迹，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对烟草的需求。
说心里话，我学吸烟似乎没有任何目的，或许原该如此，便可有可无地偶尔买一两包拿来吸，都是块儿八毛的价儿，三天也不过一包的量。
但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挣工资吃国家粮的人吸烟的档次自然要略高一点儿，在村里有人给我敬烟时，我常说抽我的吧，说着便颇自豪地去兜里掏常只剩下根的烟盒。
敬烟者便尴尬地笑着说还是先吸好的吧，经常碰到我的烟有不够分的情况，我便把烟盒随手团成一个团儿，装作不经意其实非常在意地扔掉，伸了手便去接试探着递过来的档次稍差一点儿的烟，然后故意拖延掏火的时间待别人提醒着才突然记起似地装作没有一丝架子地去借别人正吸着的烟头儿引火，人家自是不肯，非要忙掏火帮着点了，才满满地吸一口，在嘴里稍憋一会儿，而后慢慢地吐出去，绝不让一丁点儿的烟进入肚里。
就这样反复演着戏，不觉竟上了瘾：一旦闲来无事，就要去掏衣兜，摸出烟盒，轻轻地把烟盒屁股一弹，抽出一根燃上，深深地吸两口，心里便会感到莫名的享受；而若是兜里没了烟，心里就会急切的空落落的不停地去掏兜，象是会有奇迹发生似的，常因此而掏破了衣兜；迫于无奈，只好涎着脸去向别人暂且讨一根，而且有一句振振有词的理由，烟火不分家嘛；不分家也不能常做，沾了一丁点儿小便宜，却要搭上脸皮，不划算。
因此，我临出门前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便是检查烟火是否带齐，因总担心自己会忘记了常常在心里不自觉地念叨着“烟火，烟火”，这样毕竟向人讨烟的机会才少。
那一段时间，我吸烟还是不讲档次的，也少去关注周围的变化，同样是烟，好烟劣烟能有多大分别？只是烟抽得恰如丽萍所说跟吃了一般凶。即使这样，我也没能找到那种烟能解愁的功效或者象人们传说的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早晨空腹的时候抽醉了倒是常有——脑袋晕乎乎的恍惚一下子就突然失去了记忆，必需要好长时间才能逐步恢复过来，却还是要抽，仿佛已经离不开了。
我是一个表面温和内心特犟的人，凡事着了瘾必伴随一些不良习惯，譬如这吸烟，自打着了瘾便拼命地吸，尽管丽萍始终不断地态度并不是太坚决地反对着，我还是渐渐地养成了这样的一些习惯：
饭前必要吸一根，否则即使美味也常常没有了味道；饭后当然还要吸，否则心里就会象丢失了物件一样不安生；睡前更要吸，否则不仅觉睡不安稳，而且会整宿地做梦，早晨刚起来已累得头晕脑涨，于是披了衣又吸，常烫坏了衣被，惹得丽萍老大不高兴，小嘴儿噘得能拴住头驴；只要闲来无事或手头无活就要吸，这似乎已成了我的一个下意识动作。
有了烟瘾，吸烟常不分场合，有了想法就吸，有人结伙时吸得更多一根接一根连续不断地吸，常搞得周围烟雾缭绕，烟味刺鼻，连身上都攒满了烟味。
直接受害者自然是自己的妻小和要好的朋友或者只是在一起办公至多办公之余相互吹吹牛并没有多少真话的同事，他们也吸，只是频率不高，最大受害者只能剩下自己的妻小，女儿尚小不懂事，便只有丽萍了，她也因工作或生活方面的原因渐渐地由皱眉、挤眼、噘嘴儿、心烦意乱地坚决反对而习惯了，不再去做着意地过多地关注。
人的注意力往往会因为身份或地位的变化而发生转移，做了镇长后，她对我的管束愈见松了，因为她即使要管也已经无此精力，反而经常隔三差五地给我带回三两条高档香烟，也算是对我的一种补偿吧。
难怪人们常说穿衣穿牌子抽烟抽品牌，穿牌子抽品牌多不需要自己掏腰包，不仅省去了一大笔费用，而且这好烟终究不同于劣烟，吸到口里就是不一样。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讨厌地去过多地关注烟的来路——何必呢？那是人家的本事儿，只要有好烟吸就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儿，吸烟者自是在众人既羡且妒的目光中高大潇洒了许多。
多是因为这种感觉，我的烟也在丽萍如愿以偿地做了镇委书记后换成了档次较高的且牌子还算固定的烟，低于这些品牌的烟再绝少去抽，比这更高档的则象小时候过年吃饺子或改善生活那样抽掉了不少。
这当然需要花掉许多钱让人心疼，心疼归心疼，但我绝不能象其他当权人的“家属”那样拿去卖掉，扔掉了霉烂了又可惜，既然无法退掉，抽掉了又何妨？能够如此想，心里便安生多了。
人的思维永远都这样怪，只有站到更高的角度才有可能去关注更远的事情，只有自己真正抽上了品牌烟才有心情去观察别人家的烟事儿。严格地讲，我对于烟的讲究的关注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烟”显然不是表面上或形式上的烟草，而是脱离了其本来意义的社会烟，凡社会的东西都有档次，从某种意义上讲，档次就是讲究。以我所能了解到的范围为例，按照“烟”的档次大致可以把人分为四等：
一等人所吸烟的品牌始终走在时髦的前列，直到现在固定到了近千元一条的品牌上，除了他们的上级或者比他们身份地位更高的至少是平级或者在他们面前有头有脸的下级敬烟，他们绝少去吸其他的牌子，即使曾经风骚一时的外烟，他们也极不情愿去接。
有一些他们的下级往往不能耐心地去心领神会他们的喜好，非常冒昧地去递烟敬酒，常常因此搞得很没面子，重者甚至会因此而丢了历尽千辛万苦才争来的弥足珍贵的位子。
当然另一类人除外，他们常常明知故犯地偏去试探他们的态度，因此遭到了冷遇甚至是训斥不仅不恼反而沾沾自喜，他们有违常例或者应称之为逆向思维地认为只要领导尚能训斥就说明领导还在看中，不过此为险招，只能去试，绝不可以明知故犯而屡教不改，倘若真有这样的人，头上的乌纱或大瞪着眼盯着的梦寐以求期待着的利益不久将化为乌有。
除了安分守己地去参加更加重要的会议或者晋见更加重要的大人物之外，他们多是随意地把烟扔到面前，只要想，随手拈来就吸，哪里管什么公众场合或者别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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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不服，人只要大了，连普通地见个面也不再叫见面而叫做晋见接见会见之流。我曾经有幸见过或许能算得上一等人的他们中的三两位，倒不象有些不够斤两却绝不是虾皮蟹子毛之类的人物那样难见，他们多是慈祥的平日近人的，有什么需要请示的，他们往往随口就能答复。
他们经常分烟，但绝不是递或敬，而是甩，那种甩的姿势极为优雅潇洒，常让人倍觉欢喜和亲近。这样计算，他们的烟需量定不会太少，如果非要死钻牛角尖儿地去考虑他们的收入，定然是傻瓜才能做的事儿。
由此可见，一等人的烟已经不是吸不吸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一种象征、一种身份、一种风度，举手投足间便有许多总有人试图去猜测却虽费尽了脑力多半猜不透的暗示，岂能随随便便地就让人猜透？
依此类推，二三等人的吸烟习惯和作派勿需说便足以栩栩如生地展现到你的面前，唯一的不同，恐怕便是他们的烟虽已固定地有了居于二三等水平的牌子，但品种并不像一等人限制得那样死：他们的兜里常会装原属于自己的牌子和档次高于自己牌子的两种烟，偶尔地在自己同事或下属面前展露一下，有的甚至独喜同事或自认为近密的下属哄抢他们高档烟的那种得意洋洋的感觉，人嘛，活得不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吗？
这当然也需要分场合，在上司面前便绝不可这样，否则只要一句“某某的烟档提高很快嘛”的感叹便足以让他们辗转反侧地费尽思量。此时或者没人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吸自己的牌子好，或者故作可怜地去讨上司一两只烟的便宜，指不定会惹他高兴而碰上机遇呢。
二三等人的划分标准与一等人类同，或者说只是一等人在更低层次的翻版，这也是自作主张地把他们放到一起去描述的理由之一。他们与一等人一样，都因为会经常感到自己地位和身份的危机而极力地追求场面——人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这不单是主观上的原因，现实便不能接受后退的人，如此，凡事还是循规蹈矩的好。
四等人则是真正的烟民，尽管不少的上等人或出于表白自己或出于功利目的等看起来绝对合情合理的理由总喜欢把自己列入四等人的行列，但档次与目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等人吸的多是劣质烟，但他们丝毫不受脸面等主客观环境的影响，从来都是公开的大胆的安心地去吸，由于需要自己掏腰包去买，从不舍得浪费分毫而显得吝啬，却能够真正地享受到吸烟的乐趣。
人都或多或少地存有上进的欲望，正是由于这种欲望才导致了各等人的划分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总会有人进步有人一着不慎而跌落下来。
进步的当然志得意满，跌落的自要失魂落魄。志得意满无疑都是一样的，而失魂落魄则各有各的不同，在这里只说烟：最好把烟戒了，但到了这个份儿上却愈是戒不了，反而更加拼命地吸，烟的档次在经过了一段竭力维持后不可避免地要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只能深藏于兜里，吸的时候从不摸出来，只用两根手指伸到衣兜里摸索着去夹出一根点上，别人自是无法窥辨烟的档次，偏有不识货色的小人非要鉴别一番，待强逼着把烟摸出，小人却又慢吞吞地从自己兜里掏出档次稍高一点儿的烟，说这便是自己的牌子。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风光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免不了还要经常这样想，想着便脸上尴尬地笑着，嘴里不出声却恶狠狠地骂着。
当然也有不计烟的档次的例外，凡事都有例外，这才是真正的烟民。
忽有一日，某报纸说，吸烟能致癌，得了癌就等于判了死刑。人怎么会这样无能，连个癌都治不了。埋怨归埋怨，人的生命毕竟才是最可宝贵的。于是，各类禁烟广告遍地都是，吸烟一下子就成了不文明的行为。
可各大烟厂为什么还要不断地生产烟，而且烟的档次越来越高？还没有死人嘛，难道非要到死了人？什么都可以试验，难道生命也能试验？不用管，反正还没死了，没死了就有侥幸。
侥幸也能产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在戒烟，唯恐戒得稍晚了点儿便会要了命似地；而那些不知死活的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仍在不知死活地疯狂地吸。好心人便劝他们，他们居然不服气地反问，难道独癌症能死人，车祸就不能死人了吗？什么话？真是气死人。
生气干生气，他们照旧在吸：明着不让就偷着吸；公众场合不让吸便躲到家里吸，在家里吸总没有法律能管得着吧，没有法律，还有家里人，反正讨厌。
讨厌干讨厌，你算个毬？凭啥管？吸吧，早晚吸得肺发黑，个子矮得象侏儒；吸吧，早晚吸得大清早象得了癌似地咳个不止，恶心不止，吐痰不止，吐到只剩黄水；吸吧，早晚吸死你。
骂过了，有一问题却必须一提：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的区别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在吸烟上有许多讲究，戒烟也各有各的门道——下等人干脆利落，说戒烟就戒烟绝无二话；而上等人则要按照惯例首先研究一番，再三权衡利弊，终于做出了决定却又听说突然戒烟会打乱内分泌而影响健康，健康是重要的，自是只能逐次递减了。
另外，上等人最讲究礼仪，即使戒了烟，桌上等显眼位置也必摆烟，偶尔有亲密的或还吸烟的客人到来，偶尔陪吸一二根儿也是有的，否则岂不损了交情？
后来我意外地发现连丽萍这等不吸烟的女人竟也在桌上摆了烟，难道就为了所谓的礼貌？要不然，既不吸烟又何苦要摆烟？传言被动吸烟比主动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更大，传言很盛，难道他们独不怕死？他们都是骨子里就极有主见的人，虽坚信传言，但必认真地去探究一番，因为他们只相信证据，没有充分的证据难以让他们实打实地相信。证据自是不明显的，总不能让人死一回来当证据。难道他们已发现传言不真的证据？
至我们这次聚会前，我听说了两则故事，才让我诸多的疑惑稍稍减轻了些，或许可算作对烟草的讲究的补充吧。
其一，说是某烟厂为了促销，在烟盒上设计了六个奖项，明文注明“盒盒有奖，逢买必中”，最高为万元大奖，仅年前就出了十几个。
抽什么牌子不是抽，这岂不是天上掉馅饼？虽没听说过天上掉馅饼，但如果不事先张开口冲天等着，即使当真掉了也掉不到你嘴里。幸好这烟的价格还能让人接受，烟民们便蜂拥而上，有谁不想一时吉星高照中得头奖？
不料，买来了十几条全都揭开，不是一元钱一块的五等奖肥皂，就是印有“欢迎品尝”字样的六等奖，连二三等奖的“羽绒服”“太空被”之类也没听说有人中出过，人人关注的只想中得的头奖自更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但此次大奖的设计分明经过了公证部门的公正，岂能有假？电视新闻不是隆重地连播三天吗？那个黑猫警长一样的公证员抑扬顿挫的声音至今仍能清晰地在人的耳边想起来。
于是传言又来了，说是大奖至今仍没能中出，新一轮高潮随之而来。要不是烟厂副厂长他爹也想发财，恐怕这事会一直不停地炒作下去，烟厂必要发大财。——这位副厂长的爹也是禁不住人人都去争大奖的诱惑便一时冲动地去抢购了上百条，强迫老婆停了原本很赚钱的销烟买卖专去开盒，销烟再赚钱也总得本钱，哪里能有中头奖来得容易来得痛快？
正想着下一盒必中头奖，副厂长回家见状皱着眉说，还是算了吧，想办法把开了的烟卖掉吧。再三追问缘由，副厂长才不情愿地说，早让厂长当礼物送给了县长。
副厂长刚说完就后悔了，再三强调要保密，但消息还是被传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呢？这岂不是拿人当猴儿耍吗？烟民们大怒，待要去讨一说法，想想尽是些没边没影儿的传言又哪里去找证据，又有谁能给没边没影儿的传言一说法？只能去咒烟厂厂长的八辈祖宗缺了德。谁让你不是厂长县长？要是县长，你也中头奖，咒一万遍也乐意。
其二，说是某局长因戒了烟便拿烟不当回事儿，下属送了烟，档次高的便送人，档次低的随手就扔了。说有一位退休了的局长，因退了休便没人再送烟，舍不得自掏腰包，两眼便紧盯着现任局长，只要现任局长扔了烟便捡去吸，心里自是甚不平衡。
有一次，退休局长捡了烟便忙不迭地揭开正要吸，不觉惊呆了：原来烟盒里尽是卷成了烟卷状的百元大钞，足足有十几万。
退休局长也是党员，正因去找自己一手培养提拔的现任局长办事儿吃了软钉子而骂着白眼狼心里窝着火，一时间正义凛然，当即便把烟交给了纪检委，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
现任局长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被两规了，退休局长自也没能如其所愿地被请回去临时主持工作。
后来的现实是，再也没人扔烟了，退休局长只能自掏腰包去买，气得干脆把烟戒了，据说竟然活到了八十多，有人便说祸害万万年。
凡事儿总得有个理由，但以上故事尽属传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信之。
其二，关于酒。
提起酒，我可不象烟对烟那样在行：根本不需去看牌子，只要抽上一口就立马能判出优劣。这不等于说我没有喝过酒醉过酒，或者说没有对酒进行过认真地观察，主要因为我的初始教育和周遭的客观环境让我对酒始终充满了矛盾。
人一生所有的行为几乎都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初始教育实际上就是人自出生到上学前由于受到客观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便已形成的判别是非的标准，这种是非观念是最牢固的极不易改变的，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因为我已故的大舅，老家人对于酒的热情自是比烟淡了许多，虽不竭力反对，却也没人去提倡，因为饮酒是被当作不过日子的典型来看待的。
我大舅是喝酒醉死的，抛下我大舅妈和五个大小相差无几的孩子便走了。那个时候，老家关于已婚女人绝不可以再嫁的风俗已然有所松动：已婚女人，只要尚未生育是可以改嫁的，而如果已生了娃，则必须待将娃抚养成人方能改嫁。否则，据说改嫁者会连续三年日夜都能听到死鬼的哭嚎，在阳世则会被人呼之为“破鞋”。苦苦熬了三年之后，名誉上的束缚终抵不过现实的生活，我大舅妈带着五个孩子远嫁了他乡，传言五个孩子都随了后父的姓，我大舅一脉在老家便断了“后路”。村里人认为，人活的就是“后路”，如果断了“后路”，无论生前如何风光，都是莫大的罪过。
其实，我大舅嗜酒是有原因的，并非完全来自于遗传，因为我姥爷家的上八代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并无一人有饮酒的记录。都怪我大舅妈生育能力太强，到第五个娃出生后，仅靠我大舅一个劳力从生产队挣得的工分已然分不到多少粮食，如果说其他人家是在过日子的话，那么我大舅一家至多能说成勉强度日。
我大舅原本是个性格倔强好要面子的人，偷自是不会，借又张不开口，便无师自通地练就了一手砌墙的好手艺。据我娘说，我大舅砌的墙不仅直而且坚固，尤其他砌的炕，不仅不倒烟热得快而且省柴火，晚上躺倒上面，滚烫滚烫的能治风湿，在我老家从没听说有人得过风湿病，大概都是因了这炕。可惜，那个年代的手艺只能用作帮工而绝不可以用来挣钱甚至谋生。当然，修主用帮工也是需要管饭的，饭菜都是些连过年也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和炒菜，还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