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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可能性的事情便一定能实现，“一支笔”此后不久便做了乡党委秘书但仍兼着“一支笔”的任务，又过了若干年，秘书提拔做了宣传委员，对自己从文的这段经历甚为自得，据说现在已做了乡党委副书记，常说自己的官已做到了尽头，对从文的经历却已是讳之莫深，倘若有人偶然提起，必定老大不乐意，莫名其妙地发火。
对这段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又觉不得不说的经历，我实不知应放到何处去说，只能暂且放到这里。
现在重新回到现实的顺序，且说当日散了会，副乡长把笔夹到笔记本的中央缓缓地合上，然后用左手指捏着，自然地平抬至腰略偏上的位置便始终固定不变地保持着这一恒定的姿势，踱着不急不缓的八字方步，目不斜视地离去了。
关于他的这一独具特色的姿势，有人曾臆测过，说可能是大学教授的走路姿势，用以彰显自己高深的学问。可我无数次地搜遍了记忆，并没有发现自己的任何一位老师有过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走法。
一番耐心细致地观察之后，某一天，我惊奇地发现，乡长居然也在持这种姿势走路，书记偶尔也是，凡是我能接触到的甚至在县电视新闻里能有幸一睹尊严的重量级人物都在持这种姿势走路，而且比副乡长更标准更规范更优雅。
据说，这种姿势来自于某位大人物，说是能够强身健体，他来我们县视察时走路采取的就是这种姿势，之后便流行起来了。
副乡长显然是在模仿乡长，他刚从县直部门分下来，没有多少农村工作经验，是乡长的崇拜者和坚定追随者。
乡长是由农村支书提拔上来的那种，虽无名门高校的资历，但确如副乡长所推崇的那样，有着娴熟的做人技巧和应对世事的经验，深受乡村干部的爱戴，隐隐有盖过书记的气势。
没有经历过实践历练的意志往往最不坚定，最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土崩瓦解以致于陷入盲目的必然无比热忱的崇拜。由于受了副乡长的感染，我曾一度对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的乡长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只觉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透着潇洒，连笑也是灿烂的，常常让我无缘无故地泛起坚定地追随他的愿望，尽管当时的我少有与他接触的机会，我甚至宁愿放弃自尊去巴结他。
他确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党员冬训的一天，副乡长安排我去一个村下通知。那时候的党员冬训都集中到乡驻地进行，各村的党员只能租住驻地村农户家的闲屋，由于房子紧张，该村便住到了乡水利站距离乡驻地大约有六七里地的一个供水站。
那天的风很大，总不会小于六七级吧，待我骑着自行车返回乡驻地时，已累得两腿酸软几乎要站不起来，恰遇上了急匆匆的乡长。我赶忙上前问好，他微笑着，声音柔和地问，这么大的风，干什么去了？
我忙答，副乡长安排我下通知去了。
他不解地笑了笑，说，怪事，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是的，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只这么一句话，便足以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逢人便夸乡长的好，但我居然不识好歹地为副乡长掩饰着，说副乡长打不通电话，岂不知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副乡长。
对于乡长的好，所长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那主要是因为乡长掌握着乡里的平价农资，不过是小人一时得志。果然，我还没来得及给乡长留下多少印象，他便犯了事，揭发他最急的当数副乡长，副乡长因此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当然当时的副乡长也没有创造多少政绩，唯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便是他模仿乡长走路的姿势已到了炉火纯青维描维肖的程度，连说话都在学着乡长无可奈何地说“忙透了”那句曾成为乡里最时髦的词句的神态和腔调，总让人觉得别扭。
当时的乡机关，连人们平日里碰面的问候也被“最近忙啥？”“忙透了”的对答所取代，似乎如果不忙便是最没面子的事。
当然，乡长出事后，仿佛有人在指挥似的，包括副乡长在内，所有这些习惯在一夜之间都被改掉了，继之又将被新的习惯所取代，这几乎就是一条定律，连扑克牌的玩法也由“够级”变成了“保皇”。
乡镇虽小，却毕竟是五脏俱全的一级政府，而只要有权力存在的地方，必定会存在着一定的潜规则。虽然当时副乡长散了会，与会者还是待他离去后才纷纷涌上来嘴里说着“欢迎”逐一与我握手，虽然我当时绝对保持着高人一等的心态，但我还是感到了羞怯。幸喜他们并没有多少话要说，庄重地握了手便玩世不恭地转向了所长，问：今天中午又有局了吧？
他们所说的“局”便是指免费的吃请，其时我尚不清楚，当时的“局”已演变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如果长期没有“局”，便说明你是最没用处的。因此，不少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去找“局”，实在没“局”，自己掏钱也要去设“局”，这种“局”一般都是要去张扬的，而且张扬的程度远胜于真正的“局”，当然自是要编排出一个掏腰包设“局”的痴傻呆来。
所长个头不高，已近知天命之年，或许由于靠一个人的工资供养了四个大学生的缘故，脸上的皱纹特别深特别粗特别密，反而显得实际年龄尚比他大一岁的让座老者更年轻。他话不多，两只不大的眼睛总在不停地眨着，给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他从不喊冤叫累，只要提及他的四个孩子就会眉飞色舞，掩饰不住的骄傲便会从心底和粗重的皱纹里溢出来。且不论他是不是一位好所长，但绝对是一位好父亲，一个忠厚长者。他同样戏谑地应对着，说，去吧，去吧，供销社饭店010房间。
与会者便问，当真？
所长说，当真。
本是玩笑话，却果如让座老者预言的那样，这帮人是开不得玩笑的，日后他们果真给拿来了发票，所长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但经不住他们的死缠硬磨只好给他们签单，签单总得有理由，居然以为我接风为由，我实在感到委屈。
这是后话，且说所长怕我记不住似地又为我介绍了一遍所里的人也就是所长所说的自己人。他说，这不是絮叨，他年轻的时候便有初次见面记不住人姓名的坏毛病，这是很不礼貌的，所以他总喜欢给初次见面的人多介绍两遍。
所里的人并不多，原有四位，两老两小，除了所长是正式干部之外，其他三位都是临时工。
所长依次最先引见的便是让座老者，他确非所长，人们之所以称之为所长倒并非全是戏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单位没有引起主要领导的足够重视，所长和两位年轻人便常年被借调去抓乡里的中心工作，所内工作自然便全落到了让座老者的头上。
让座老者是乡里时间最长的临时工，头脑灵活，处世圆滑，文字、材料、业务俱至上流水平，因为他能背过乡里明细到村的所有数字，对乡里的人事问题了然于胸，被称之为“活字典”。
由于凡是领导需要的数字，他顺口就能说出；凡是领导需要的材料，他从不耽搁，甚至有许多事情想到了领导的前面，经常为领导提供一些领导认为重要的必须的参考；凡是领导交办的事情，他必定按时完成，而且指定比别人办得漂亮，所以渐渐就给领导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只要有他在，所里的工作就不会受影响。
可惜他时运不济，总是错过转正的机会，不是嫌高小的学历太低，就是超龄。但他绝不随波逐流，在别人争抢着办学历时，独他不急，他常说，人的命天注定，强抢是抢不来的。
正是因了这些原因，自然便难驾驭。他常自封为“临协主席”，临时工们便跟着起哄。那时候，临时工由于在乡里占着非常大的比例，他们除了工资略低一些之外，享受着国家干部几乎同样的待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既如此，我们暂且让他姓林吧，为示尊重，叫“林老”。
“林老”，即后来与我竞争答辩的那位，在我做了所长之后，曾屡次给我出难题，但最终还是把精力转到了工作上。我问他，你何以能把如此多的数字记住？
他文绉绉地说，这就是实践的作用，只要你对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领导问及时，便可以随口说个大致的数字，反正领导也不清楚，但不可差距过大，而且必须说得肯定，否则便显得假了。
这一招果然灵验，其实领导也没有必要管得那么细致，原就是想了解个大概。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机智与圆滑，当他终于有所转变时，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且不去评论当时的孰是孰非，但一个担负着至关重要职能的单位到了如此境地，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所长的悲哀。所长有时虽也牢骚满腹，却总在以年纪大为借口推脱，正如“林老”所说，他压根儿就不愿干业务，因为那时抓中心是有奖金的，而且总要高出只负责业务的人员。
所谓中心工作，就是以乡党委政府为中心的工作，多是些收款、计划生育、催收催种、杀青倒茬、发展镇村企业之类上级政府重点考核的工作。那时的乡镇政府承担了太多诸如此类的工作，自然便显得任务繁重，但没有办法，千篇一律都在这样做。
两位年轻人都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光景，正好一胖一瘦。他们原都是村里打杂的小干部，同时来到乡里做临时工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胖子初中毕业，腆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似乎在挪，偶然搀杂着一点儿上下运动，让人怎么看怎么象只企鹅；他能吃能睡，只要稍有机会立即便能睡过去；他虽然经常穿一些上档次的西装，却多是披到肩上，懒得去洗的脚趁人不注意便会冒着热气从长时间不擦鞋油的皮鞋里蹓出来，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常惹得“林老”不住地埋怨；他习惯于集日不吃早饭，每到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便到集上的煎包摊上旁若无人地去吃煎包。
他说他最喜欢吃煎包，尤其是韭菜馅的，遇有事急，他常一手用塑料兜提着，一手拿着吃，走路的时候也在吃，吃完了随便用纸一擦，手从不去洗。我曾跟他去吃过，但他从不用我掏钱。我不好意思，同时也惴惴不安，眼光总在不停地朝四周打量着，唯恐碰到了熟人，他便边吃着边含混不清地劝我，怕什么？笑人！
从外表看，他怎么看怎么也不象是个心眼儿最多的人，只有他那玩世不恭却单往人心里送的谈话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为人的老道。
瘦子并不瘦，只是少了啤酒肚而已，其实是标准体型。他高中毕业，在单位里已算是高学历了。所以他喜欢以文人自居，说起话来由于刻意追求文明反而让人觉得象孩子般不利索。
他的衣着多不上档次，但永远那么干净利索，裤子上的中心折总那么刻意地直立着似乎从没有倒过，除了去过他家的人常讥笑他家里邋遢之外，让人再也无法从他的外貌上挑出一点儿瑕疵。
或许正因为这些原因，他总是观天似地高昂着头走路，远远地便透出一股傲气，常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老家的那句“仰头老婆低头汉默不作声的更厉害”的谚语。据说，只有这三种人才最具心机，其他的都是庞然大物肚内草莽的类型。
因此，尽管所长介绍到他时故作强调地顿了顿，还是无法改变我所谓实在就是无能的观点，尽管他后来跟随我又干了不少年，出过许多力，我也曾竭力地为他转正做过工作，但或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或因为没有机会而只能作罢，他又厌倦去做农村干部，在最后清退临时工时，他便回家做起了生意，据说经营相当不错。
所长的再次介绍没有多少新意，仍然是礼节性的，所以也只能是再次嘴里说着欢迎再次握手，之后便是闲聊，由于同一办公室的人员并不经常在一起办公，自不缺少闲聊的话题。
闲聊便会涉及到乡里的是是非非，说是乡里突击活动的包村人员都是由主抓业务的部门来安排，上次突击时主抓业务的部门把自己单位的人全部安排到了好村，既省力又多拿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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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省力是指村级班子较强，连通常的沟通联络也不需要，村里就能独立完成任务。当时的村级班子普遍较强，乡干部多是做一些沟通联络工作，极少有亲自到农户做工作的情况，除非遇上班子特别弱或者村干部不便出面的诸如追讨欠款催收公粮尾欠计划生育杀青倒茬之类老百姓常说的“三要一催”问题。
工作方式通常首先是多次反复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虽然有些“理”连不少乡村干部也无法说通，但凭着强大的政策压力和思想攻势，多数任务还算容易完成。
倘若果真遇到“篙草”“刺儿头”户，一个片的十几个包村干部便会聚起来采用措施，打人也是常有的事，象计划生育这种国策问题是不能拖的，确如政治家前面所说，“砸了锅，戳了窝”也是有的。
现在看来，当时的做法确有点儿过，但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方式毕竟确保了当时不少艰巨任务的完成，现在的乡干部常挂在嘴边的“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更多地便源于此吧，体现的是一种“一切行动听指挥雷厉风行”的精神和工作作风。
由于共同的利益，办公室的五个人很快便暂时达成了一致，决定这次由我们办公室安排的突击活动，办公室人员每人各选一个好村，连我和原不准备参加的“林老”也分别给指定了一个，当时我什么也不了解，只能随他们安排，但我非常喜欢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然而，和谐往往只能是暂时的，只有不和谐才是永恒的。
闲聊中，我进一步了解到，所长居然是我高中一位同学的父亲，因同学的关系自然便让我与他亲近了许多，觉得他确如一位忠厚的父亲。我回忆着说了许多我和同学之间的往事，所长默默地听后，便不容置疑地决定，午饭去他家吃，理由是同学赶巧放假在家。能够与多年不见的同学会面理所当然地让我兴奋不已，我必又说了不少话。
我们的闲聊显是扰了总是伏在桌上看或写什么东西的“林老”，他故意把桌椅弄出许多声响，嘴里也小声嘀咕着一些让人绝对听不清但绝对能够听得见的脏话。
为了这些脏话，所长便又与“林老”耗上了。两人总是这样，彼此相互关心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见了面却又总是争吵不断，争吵过后，又能象孩子似地和好如初。我见过两人无数次的争吵，级别都仅限于嘴上，至最后也没有再进一步升级的经历。两个人争吵的时候，除非有升级的可能，年轻人便只有保持沉默或知趣地离开，否则争吵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由于这一次争吵，“林老”自然不便于再去所长家吃饭，少了“林老”，两个年轻人便也决定不去，只剩下了我自己。常听人说，了解情况最关键的便是题外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是非去不可的。
所长是单职工，家住在本乡的一个村里。刚开始，我显然没能得到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因为他只任我和同学漫无天际地去回忆一些上学的趣事。待饭菜上齐了，他的唯一一句“咱们是同事，你同学是不该作陪的，如果你们不是同学，他原该叫你叔”，分明让我甚不自然起来。
为了缓解尴尬，我只好去请教办公室的一些事。他先是不肯说，再三劝我喝酒。我说，我不会。
他说，总要学会的。
我说，我实在不想喝。
他便不再劝我，用他在家里特备的“马眼”盅连干了三盅，脸色渐渐红润起来。
看得出来，他的酒量不大，我递给他一支我特意买的“石林”烟，他接了却拿在手里端量了一会儿才点上。他说，他从不抽好烟，不是不爱抽，他仍需要奋斗。说着，便指了指隔三差五就要到天井中央的葡萄架下去烧水的我同学，我同学在家是老小，由于复读了一年，仍在念大学。
我说，我能理解，做父母的不容易。
说着话，他又干了三盅，显然有些超量，舌头开始有一些笨。他的酒量远不止这些，当时可能由于单干的原因吧，后来我曾见过他与人拼过一斤多。他说，我也看出来了，你是个实在人。
我知道他要开讲了，这是不少人要吐露实情的一个前奏。果然，他挑了一筷子菜放到嘴里吧嗒吧嗒嚼着开讲了：今天，你也看到了，办公室蛮复杂的。老的是一只老狐狸，会贴，不就是靠了副乡长的关系吗？
我不适时宜地插话说，不是还有乡长书记吗？
他说，屁，乡长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书记被猪油蒙了眼，刚来，技不如人，象个瞎子。反正，我这么个年纪了，退休早了提拔晚了，吃点儿喝点儿拉倒了。不过，你们年轻人可不能这样。我提醒你，对那只老狐狸可得注意，千万别让人给卖了，还帮着人数钱。两个年轻人，胖子心眼多，与老狐狸沾亲带故，不可靠；瘦子实诚，是我一手调到乡里来的。
人的第一印象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有带有强烈震撼力的事件发生，常常极难改变。这便是人认识的惯性定律。初涉人情的青年人，即使具有再高的智商，观念往往也需要随着经历不断地修正，切不可太多地受这条规律的束缚，否则便有陷入混乱的危险，至少会走不少弯路。所长给我的信息无疑是明确的、肯定的，尽管也可能是真实的、善意的、有效的，虽然我仍不知如何应对，但从一开始便让我不能客观地去面对。
就在第二天刚一上班，我正在为去所长家时忘记了买一点儿礼物而懊恼，“林老”便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些信息，说凡是乡里有新调入人员，党委政府必定会安排一名与新调入人员身份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把所在单位的人员叫到一起共同接风。昨天，我和所长刚走，秘书便来找我吃饭。其实，所长的做法是不对的，白白浪费了一次与领导和同志们联络的机会。他的语调严肃认真庄重而又透着浓浓的遗憾，看不出有丝毫作假的成分。
果然，此后的时间里，镇领导象把我遗忘了似地，没有按惯例利用早点名的机会把我介绍给全体乡干部。每到早点的时候，我总是悄悄躲到一个角落，邻座的人便会好意地问我一些情况，总算逐步相互了解了些。我虽竭力不放到心上，但多少总会感觉到尴尬，心情难免郁闷。
“林老”象看透了我的心事儿似地，但他跟我的谈话从不正式地认真地谈，总是冷不丁地或者突然意想不到地便说上一两句。他说，这就是后果。之后，他又告诉我，其实，你到所长家也不是白吃的，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到单位报销了二百块钱。那时的物价低，按那天的标准，足可以吃四顿，当真如此，岂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