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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是非标准是一个受“外”在因素制约“内”“外”不断制衡的过程，象徘徊于恋爱十字路口的多愁善感的女孩，既追求耀眼的风光体面，又竭力地寻找借以掩饰羞涩的理由。
所谓的“外”，即是为社会所倡导且至少从表面上得到公众认可的价值趋向；所谓的“内”，即自我，体现着因个体自我意识的强弱和认知水平的高低而表现出的差异性。“内”“外”不停斗争制衡的最终结果，总要趋向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表现为个体以幸福感为前提的具体的是非标准。
是非标准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强烈的排他性，其随“外”自我调整的快慢往往能够决定人一生的作为。
勿庸置辩的事实表明，“内”“外”完全吻合或完全背离的人都不多见，现实中绝少存在的不是圣人就是大奸大邪之人。
这里面有个临界点，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能够找到“内”“外”最佳临界点的人，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最佳临界点具有圆滑性，即我父亲常说的居于这个点上的人必定是判断力与行动力相统一的人。只有判断力，无异于临渊羡鱼；而只有行动力，则必定是莽汉，莽汉便少不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命运；二者皆备但不能统一，又常常白白丧失许多机遇，空自嗟叹不已。
由于“内”的差别性和“外”的强干扰性，要准确地找到这个点并非易事，客观上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常常不同程度地抵消人的幸福感而让人丧失寻找的勇气，当然，现实中也并非缺乏以此为乐的人，因为其中同时充盈着诱人的刺激，我和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尽管无法摆脱“外”的强大制约，但总喜欢从中寻找到生存的缝隙，实事求是地说，找到缝隙的喜悦足以让人颤抖。这或许是我们能够取得今天这点儿成绩的根本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毕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所有的坏人都贼眉鼠眼所有的好人都正气凛然的年代了，许多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时，令人惊讶而又不知所措。
譬如公款吃喝问题，绝不可以用“对不对”这样简单的判断词来提问和回答，因为用茶杯换茶壶的观念已经逐步在不少乡村领导中流行。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最容易达成共识，进而形成习惯。
从局部看，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好事，但从整体上看，又在破坏着传统的道德，容易败坏社会风气。尽管如此，赚钱终究成了可以正视和坦言的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尽可以敞开了口袋去赚。这并不意味着咱们所说的是非标准因为单调而丧失了意义，事实证明，反而更加复杂和重要了，因为差距渐渐随着是非标准的差异而产生了。
我的讲述既然就是要支撑上述观点，话题不妨从临时工转干说起——临时工转干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除了升学和当兵之外的能够跻身干部行列的另一重要途径，许多自觉有点儿能耐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纷纷托亲告友往乡机关的临时工队伍里钻，企图通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愿以偿地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甚至走上了乡机关的领导岗位，譬如分管我们的副乡长据说就是临时工转干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这事儿，经常借这事儿说事儿，以此作为严格要求我们的一个理由。
我之所以对转干采取了极为冷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了他这种不断重复的刺激而形成的逆反心理所致，倒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因为我父亲有钱的缘故。
长期冷漠的结果，便是让我变得对一切都漫不在乎，尽管传言说这一批转正是最后一批转正指标，但我仍是无动于衷。
传言的理由是几乎每年都有的转正指标早已让原本只有二十几人的乡机关发展到具有上百人的规模，而盲目上马的乡办企业半数以上已处于停产半停产或勉力维持的局面，靠向下属企业收取管理费赖以维持的乡工业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成了摆设。
传言有充分的理由便算不得传言，况且这年月只有傻子才会不相信传言。
可这传言只沸沸扬扬地传了不长的时间便嘎然而止了，象是在忌讳着什么，没有人肯再提起，脸上却是凝重严肃了许多。嘎然而止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冷，冷得让人发抖。
我自然要跟他们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我还是暗暗地与所谓的竞争对手做了上百遍地对比，我有足够的自信，自觉无论从领导关系还是从同事关系还是工作上都优于对手，而且这种自信的优势在不停扩张蔓延，让我颤抖不已，几乎要让自己竭力保持的漫不在乎的风度一扫而光。
及至意识到这一点儿，我募然一惊，急忙收拢自己，又让自己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对任何人都努力做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话，唯恐稍有闪失便会耽误了自己，这反而让我更加不自然起来。
在这种谨小慎微的观望中，终于迎来了让我终生都不能忘记的那天——上午刚一上班，我便通过新近养成的观察领导和同事的眼色企图从中发现有价值信息的习惯中预感到了某种不祥，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眼神在我和单位文书的身上不停地游弋，透着笑意又有些暧昧，不觉心惊肉跳起来。
果然，临近中午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下午参加会议的通知，说是有极端重要的精神传达。那一刻，我的意识突然清晰起来，在对极端重要的精神的诸多猜测中，我很容易便得出了传言即将被证实的结论，情绪又变得复杂起来：我时而兴奋，时而沮丧，时而又漫不在乎，不自觉中又倒向了与文书的对比。
对比往往能消磨人的自信，严重的甚至会让人悲观不已，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其中，因为我还保持着一丁点儿的自尊，就是这丁点儿的自尊，让我的胸膛如同着了火似地热辣辣的。
我决定用惯常的数手指头的方式解决，单手数了无数遍却总是单数，便数双手，却又总是双数。待我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错误的时候，已到了开会的时间，我决定用左手代表文书右手代表自己的方式来个最终的推断，未及我作出最后的判断，乡长已宣布了最终的结果：这次转正的指标共有四个，工口、农口、计生口、政府机关各一个，工口的居然是会计！！！
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结果，下面各系统的人员名单自也无法听清了，只觉全会场的目光一下子向我射来，脸上顿时火烧火燎起来。我已经记不清会议是怎样散的自己又是如何回到办公室的，唯一模糊的印象便是当时自己的腿轻飘飘的恍如无法着力。
回到办公室，我的意识才稍稍清醒了些，但已无法保持自己漫不在乎的风度，脸上硬充着比哭还难看的笑，两眼呆可可地盯着窗外，这毕竟是一件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大事。
这时候，或幸灾乐祸或忿忿不平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似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某位说，某某给某某领导送了某某钱；另一个某位说，送钱又有什么稀罕了，某某干脆向某某领导献身了；再一个某某说，光靠送钱献身有什么用，最要命的莫过于抓住领导的小辫子。问：何人能有如此本事？答：岂不明知故问？答者两眼乱眨，伴着低低的浅笑。过了一会儿，不知哪位又起话题：保密？保个毬？现在还有能够保住密的事？娘希匹。起话者学着电影里的口头禅，立即引起了听众的共鸣。
原来只有我自己蒙在谷里！！！我显然相信了这些议论，那一刻，我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那么不辨是非地就轻易相信了，我萌生了强烈的发言欲，但又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是当事人，不便于插话，当然便不能插话。于是，我又开始了毫无意义的对比，按照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我无论如何都不亚于会计，而且优势是明显的，并且正呈无限扩大的状态。
正胡思乱想着，副乡长找我谈话：其实，你和文书都很优秀，只是受指标限制，还是等下次吧。
问：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吗？
答：不可能吧，我怎么没听说？未及我继续插话，答者显然欲结束谈话：今后一定要注意与同志们搞好关系，民主评议中威信不高啊。
结束语引起了我的反感，年终评议我不是得票最高吗？
答：是，也怪。
我产生了怀疑，问：可以查票吗？
答：不可以，这是组织规定。
凡事都往组织上推，拙劣但有效的办法！！！我，摔门而去。
之后便是文书，他的谈话又比我明显短了许多，但不知是否也有威信不高的内容。我猜测着，不觉便把自己与从来就瞧不起的文书划归了一类，这或许就是同病相怜吧，而且似乎只有这样，自己才象是有了寄托，抑郁也才稍稍轻了些。——我突然觉得他是那样的可怜可爱，浑身都散发着一股诱人的强迫人与之接触的魅力。
我决定请他一场，最好做彻夜长谈，尽管我说不清自己到底要跟其谈什么，但我却真切而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他跟我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当真不知该如何度过剩下的日子。或许我过去与之对比是嫉妒？是妄自尊大？一时间实在说不清了。
按照我父亲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我能够转正的，尽管我父亲是我们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官本位思想毕竟同样牢牢地扎根于他的头脑中。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尽管从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我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儿急，绝不会亚于我自己。——善于隐藏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使自己喜怒不形于色，这正是我最崇拜他之处。
事后我才知道，他为此曾专门找过那位最欣赏他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挚友在调我们乡第二年便做了书记的乡长。
其时，他也正遭受着挫折：他原本已接到了提拔至县里做副县长的任命，便推荐乡长做了书记，却不料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把地位和县委的联合调查组给引来了，联合调查组翻来覆去地查了三个月，虽然没有查出匿名信中所列举的问题，任命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待命。至于后来的事情，前面的讲述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
——他是一位开朗、乐观、自信的人，因接受调查而闲居在家的他丝毫未减热情地接待了理所当然地要赶去探望他的我父亲。
这是他闲居以来接待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客人，客人来访的目的也单纯，那就是毫无遮拦地争执与倾诉。这是两人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只要是两个人见了面，似乎总有争执不尽的话题，而且成了两个人见面的一个理由，也是两个人之间渴望见面彼此之间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次见面少了争执，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最先提出争执的话题，一阵四目交融的沉默后，最终还是主人先提出了话题，便是关于我的事情。
我曾竭力地去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似乎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的话题了，而且话题一经提出，立即便产生了分歧：主人认为，从政未必便是一条好路，能够充分发挥孩子优势适合孩子发展的路才是正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客人因为自己的经历认为，没有风险的路才是正路，孩子的愿望？孩子的愿望又是什么呢？孩子大了，可当真说不清。再说，转正未必便要从政，混一个平平安安拿工资的差事便是最好的去处。
主人同样执拗，认为没有风险的路是根本不存在的，能够随心所欲的路是最好的路。尽管主人知道这样的路也是少之又少的，但他还是当成一个理由讲了出来，这导致他最终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向客人妥协，尽管他妥协的时候并不多，但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自己必须妥协，而且妥协是义不容辞的。
主人是个说干就干的主儿，既已妥协，他立马便给自己的继任者打了生平第一个求情电话，待对方爽快地答应下来，他的自信又恢复了，那一刻，必定是因为凡人都有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让他成就感倍增却忽略了判断的准确性，所以他不容置辩地否决了客人用金钱再冲一下的意思，并且严厉地批评了客人的想法，在他看来，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可争议的。
关于这一节，我父亲从未向我提及过，即使我娘再三唠叨指责，他也从不肯多讲什么，似乎唯恐别人知道了某些信息而破坏了两个人业已过去的见面的气氛，只留给自己慢慢地咀嚼回味，从这一点儿讲，我父亲是自私的，但这是他的习惯。
习惯是无可更改的，却往往并不能影响我们对事情的感知，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只要认真地研究这些联系，便足以判断事物是否存在以及事情发生的效果，这或许正是人生乐趣之所在。
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我敢断定，两人必定已见过面，话题也绝不会仅仅局限于关于我的事儿，因为我父亲每逢两个人见过面之后总会有一股抑制不住的自信和兴奋溢之于言表，这种兴奋和自信经常感染着我，提高了我不少的自信。
事实上，这最后一次带有争执性的见面，不仅没有受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改变了我父亲，一向低调的我父亲开始竞争他们厂的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