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老头说，我对碎话的看法可能与兄弟们有所不同，至于如何不同，兄弟们不妨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述。
我的讲述不是故事，只是我个人的极个别的非典型的一段心理变化过程。
严格地算起来，这个变化的开端应该是我毕业回到老家的那一年。
前面的讲述中曾经提及，我们村可是个崇拜英雄而且也曾出过英雄一本《水浒传》大人孩子都能说上几段的村庄。
或许因为这些原因，在我的心目中，英雄村的人必都是英雄，而且曾无数次自豪地向我的同学们讲过而惹得这帮家伙咂舌不已。
可是，待我回到村里正准备迎接他们前来时，我却发现英雄村的人堕落了——尖酸、刻薄、嫉妒、斤斤计较，几乎所有不优秀甚至令人厌恶的表现村里人居然都占全了。还有，最典型的就是碎话。
提及碎话，我经常地想，或许便是因为文化素质吧。他们太不注重学习，所以甚至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说话，至少他们还有来自于说书人嘴里的武二郎的故事。
或许恰如我父亲所说，我确是学“修”了——太过重视脑力而轻视体力劳动，称之为“修正主义”。这是个在他大脑里根深蒂固的词儿。
显然地，所有这些曾经让我感到伟大与自豪的东西竟一时间变得如此渺小甚至于有点儿卑琐，当然也包括他们仍停留在“大包干”初期水平的业绩。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愈加让我不屑——支书刘老蔫儿居然会这样：因为开始有人到镇里告他，他便组织了一次责任田的丈量。
不了解农村的人或许根本弄不懂他的用意，这农村责任田的边界随着标志的模糊总会多少发生变动，通常是村里人争论的焦点问题，只是因为这种变动一般地涉及数量不大多数村里人宁肯糊涂了事。
怪就怪在，刘老蔫儿并不把丈量的结果公开，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因为存有咱们前面讲述中提及的猫腻他当然不会公开而自找麻烦，但了解内情的终究属于少数，而且他明显不是通常的张榜公开而是采取了个别谈话的方式透露一些信息。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村里人的好奇，相互打听猜测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最为流行的话题。尤其是他曾经谈过话的那些人，明显地一副受了侵略的义愤填膺。
他们竟是相信刘老蔫儿的观点，去丈量的显然不是自家而是还算友好的地邻家的田，对方的多了自家的则必少，这是一个似乎无法更改的事实。
去丈量别人家的田本已惹起了人家的强烈不满，而丈量的结果更是让人感到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地步。
于是，文明一点儿的就要与地邻谈判，若是遇到了火爆性子难免要大打出手，村里争吵声、哭喊声一片：张三动手打了李四多嘴的媳妇而据说是因为李四的媳妇伸手掏了张三的蛋引起的云云。
这显然是老蔫儿的计策，可待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儿时，告老蔫儿的事儿早已耽搁了一段时日，而且大家惊奇地发现，事儿闹得厉害的竟全是已经或者准备加入告老蔫儿行列的人。
因此，大家就暗自发誓绝不轻易放过了这个老狐狸，话显然是些狠话，事儿却是没边影儿的，因为此时大家争执的结果最终还是要靠老蔫儿去主持公道尚需求他。
在这里不妨捎带重提一下，再难的事儿也绝不能去法院这是村里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是不相信法院，而是只要去了法院自家的事儿就已不再是自家人的事儿了，恐怕经世万年都成了仇家。所以，村里人最忌去法院。
但此番的一通出手，不少人显然是该承担一点儿责任的。伤了人担一点儿责任，天经地义，任谁也不会反对。但没人希望多担责任，而且这类事儿的惯例族长是不会管的，更何况他本人也参与了此事，所以只能去找老蔫儿。
原已势微的老蔫儿一时间居然又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虽然不少人仍甚至会暗暗地千祖宗万奶奶地咒着。
现在看来，这事儿完全是老蔫儿的计策，我不想作过多评价。而事情之所以会蔓延至此，我当初认为，或许就是因为刘老蔫儿经常所说的人心不古，我父亲也这样认为。
——事实也是，人们的胆量突然就这么一下子变大了，譬如原本缩手缩脚的人变得敢说话了，即使事不关己的事必也要说上几句，这可是前些年要了命都不敢的：
不仅邻里之间的纠纷要肆无忌惮地评论一番，甚至竟然渐渐地扩展到了村干部乃至镇干部的事儿，而且男人这样，女人也这样，连村里的狗都叫得欢实了。刘老蔫儿如是说，显然是既愤怒又无奈。
至于我断绝与所有同学的联系决心留在村里的决定，除了迫于无奈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赌气——他们显然敢于当着我父母乃至我的面讥笑我，我的无能、我的大棚、我与阿惠之间不识时务的婚姻……似乎我就是一个最值得而且必须予以讥笑的人，虽然他们也曾竭力地帮我，譬如如何种地施肥。
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毛小子，如此认为就敢于把话说到了嘴上。
据村里人统计，这种理所当然地让我反感的讥笑居然是村里近十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无疑一直持续到咱们前面讲述中提及的苹果销售事件发生。
或许因为觉得蹭了我的光儿，讥笑才始渐渐弱了些。既蹭了人家的光儿，再去讥笑人家难免于理不合。这就是村里人的逻辑。
而我的逻辑却是，毕竟不是单凭体力吃饭的年月了，挣钱也不再是丢人的事儿，我必须要挣到钱，而只有能够挣到钱而且是靠智慧挣到钱才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价值的大事。
说良心话，我确是忽略了自己这样的逻辑分明是他们用失败尝试的结果，而且我感觉自己必须明确地与他们区分开来，虽说我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了他们，单是乡供销社恒温库的承包若是没有他们的集资肯定是万万不成的，尽管因此付出了我父亲所有的忠厚，但我认为这就是智慧，也是我与他们的区别。
我是必须要与他们有所区别的，因为且不说他们对我的讥笑，仅是他们那种“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吵一架，伤人与被伤都不过是滴几滴血”的被我认为完全是堕落的态度就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所以说，我不屑与之为伍。
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此时我尚且不具备自己自信的实力——终究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让自己成为英雄的战争年代了，实力只能是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物质基础靠的是用智慧维持的显然比战争更残酷的商战。
实力是基础，也就是人说话的本钱。这时候的努力无疑就是一种自卑，人自卑或者高傲的时候都难得有高尚的品质。
所以说，当我意识到自己仍是英雄村人必须传承英雄的精神时，已是在我连续获得成功之后。这也是我最终能够答应做支书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说句甚为羞愧的实话，我是抱着拯救村里人的态度上任的，而不答应则不仅因为反感，而且唯恐卷入是非而最终影响到我的目标的实现。
关于此后的事情，前面已有详尽的讲述。在这里，我必须要一提的是人思想的变化。
人思想上的变化无疑截然不同于财富的简单累加，会经常地出现反复，甚至倒退。
还真的应了我父亲的那句话——当人开始追求的时候，就等于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因为商人追求利润的本性不可能总让自己做到问心无愧。
追求的过程，两眼紧盯着目标心无旁骛，心灵还是安宁的，一个个目标的实现甚至足以让之感到惊喜，而逐渐累加的惊喜让人在感到了满足稍稍放松时，令心灵不安的妄念就悄然产生了：譬如对金钱刻骨铭心地追求、拯救人的心态，等等。
所说的妄念，就是不正当的念头。
之所以产生妄念，大概会因为赚钱的手段。
我抱着“有钱大家赚”的观念去挣钱，所以我获得了成功。
其实，这样做并不影响我对金钱刻骨铭心地追求，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手段，在众人恶狼似地盯着金钱时，挣钱就象跑步，速度倒是快了，跌倒的危险也在增大，但若是不跑步则只能在原地打转，甚至倒退。
人是不乏想象的动物，对于财富的想象力绝不亚于《百万英镑》中的那位，所以人都会选择跑步，尽管跑步的速度各不相同，而且累，但宁肯累。
因为有更恰当的方法，所以我有比别人更快的跑步速度。
显然地，我却没有得到预料中的那么多快乐——我感觉自己已不再象刚开始那样能够放得开，似是被捆住了手脚，总在左右掂量，心里竟空落落的，总象有什么问题没有最终拿定主意，却一时间又记不起究竟是什么。这便是我第一次有钱时的感觉。
曾经以为是目标的问题，其时，我却并不缺少目标，而且正把财富的积累作为唯一的目标追求着，按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问题却偏发生了。
人只要有追求，问题还是能够被搁置的，但绝非彻底解决的那种。
因为记不清某一天了，这种感觉再次地卷土重来，而且更加地厉害起来，并伴有隐隐地担心，莫名其妙地担心，偶尔地也会转化为恐惧。
我迫不得已地去检测自己的行为，违规当然是有的，但严格地说却都算不得违法，而且许多人都在这样做却并没有几人被处罚，我这样劝自己，或许就是因为体制吧。
尽管我曾经再三地推辞，但做支书似乎是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关于这段经历，前面已有详尽的讲述。在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当然不是重复这段经历，而是心态：做了支书之后，我居然度过了一段安详的日子，虽然这段日子并非缺少了努力和奋斗，而且我的追求也丝毫没有发生过改变。
现在想起来，大概因为支书这个官儿虽小却毕竟是公家的事儿，而我的企业即使做得再大终究还是个人的，这一点儿，我时刻都能认识到。只要是公家的，压力似乎就小了些。这样的观点或许与时下流行的“单干”不符，却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