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缩影，县委书记如果真正能把一个县管好了，那么给他一个市、一个省，他同样能够管理得很好。东阳县委书记宋长江目前在全县的发展上，采取的是两手抓两手硬的战略，一手抓工业不停步，一手抓花卉不放松。壮大工业主要是为了强县，增加财政收入。发展花卉主要是为了富民，增加农民收入。</p>
在工业发展上，在吴天然时期已经成长起来的18罗汉，比如“天彪钢铁”、“长风钙业”、“凤凰水泥”等，目前的发展势头都不错。在吴天然离开东阳后，这里又成长起了一家新的大型企业——“东方神玉”，这是一家依托东阳玉成长起来的集玉石开采、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吴天娇相信自己的判断，她依然在这家企业里投入了1000万元，成了集团里面排名第三的董事。靠着这些企业的做大做强，东阳县在整个山阳市的排名已由前几年的第9位上升到了第1位。而且已经和第2名拉开了很大一段距离。与此同时，东阳县在全省的名次也跻身到前30强行列，实至名归地跨入到了第一方阵。</p>
在县财政实力增强的同时，就必须加大对民生的关注，让老百姓一天天富起来。但靠传统的扶贫模式，也就是输血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增强广大农民的造血功能，让他们能掌握一技之长，并在发展壮大中介组织的前提下，促进农民增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宋长江才决定在工业发展不停步的同时，利用东阳县丰富的林木资源，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让每家家户户农民都在苗木产业这一块儿大蛋糕中分得一小块，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p>
现在，宋长江也很关心各地的一些发展模式。其中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就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p>
当前，“重庆模式”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地关注，尤其是有关“做蛋糕”与“分蛋糕”的话题，得到许多左派同志的肯定，认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可以“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p>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p>
而广东的汪洋却说：“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p>
于是，便有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孰是孰非、何去何从的争论，便有了“做蛋糕”与“分蛋糕”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争论。许多左派同志认为“两种模式其实就是两条路线的问题”：认为“广东模式”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模式，是为GDP（大蛋糕）牺牲一切的模式”，而“重庆模式”才“顺天应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p>
其实在宋长江看来，这件事情上，汪洋的“做蛋糕”与薄熙来的“分蛋糕”并不矛盾。</p>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所说的“做蛋糕”与“分蛋糕”，所指的并不是同一块蛋糕。“做蛋糕”所做的是整个GDP的“大蛋糕”，而“分蛋糕”所分的还只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小蛋糕。如果非要把它们说成是同一块蛋糕的话，那“分蛋糕”所分的也是“大蛋糕”经过初次分配后剩下的部分，或者是政府所能支配的那部分。宋长江心里很清楚，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便是国有企业也与原来的全民所有制大不相同。在少数人占有资产和掌握分配权的情形下，普通职工与各级管理阶层的收入对比悬殊到离奇，这就造成初次分配的绝大部分所得，都落在外资或利益集团手中，而亲手做这块蛋糕的广大劳动群众所分到的，却少得可怜。这也是我国所津津乐道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吧。</p>
在民怨沸腾的形势下，为了将这块大蛋糕继续做下去，利益集团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于是，就出台了一些所谓“分享改革成果”的办法，诸如扶贫、社保、救济、新农合等，这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和三次分配，是政府手中的“小蛋糕”。重庆在这方面动作比较快，力度比较大，社会反响也比较好，这就是所谓的“分好蛋糕”。</p>
应该说，在当前形势下，迈出“分好蛋糕”这一步实属不易，给予它积极而中肯地评价并不为过；但由于目前它对那块“大蛋糕”还基本没敢触动，所以成效毕竟有限，而且距离“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恐怕还很遥远。此刻，宋长江和很多人一样，所关注的是：下一步它要朝着哪个方向迈，它到底还能走多远？</p>
然而，既使迈出这么小小的一步，就已经惹得鸡飞狗跳了！</p>
什么“市场能做的事情，就让市场做好了。”</p>
什么“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开放市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打破行业间的壁垒，消除不必要的行业垄断，增加转移支付，给弱势群体更多、更有效的补贴，这才是体现国退民进、藏富于民的更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p>
什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慎行！这不符合温总理分好‘蛋糕’的理念！”</p>
简而言之一句话：只许你们局限在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上搞点小把戏，那块“大蛋糕”绝对不许你们去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