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往往把文化‘文学化’，把‘文化’二字构限在书本范畴之内。在讨论中国文化这些话题时，只把范围在《四书》《五经》及一些儒家文学经典上。那么数千年来中国的哲学思想以及数学的数理运用是如何植根于民众当中呢？中华民族是是如何形成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学哲学用哲学这种民族风气呢？有没有一种将哲学从哲学籍中，理论联系实际渗透到人民大众的一种‘媒介’性的传播渠道呢？它应该是中华民族最‘草根’的文化，博弈文化。把博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研究，揭示它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民俗史发展中起的重要作用，博弈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视作游戏而已，因而显得无足轻重。古人有将其抬高者，说它‘大裨圣教’但抬到巅峰，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百无聊赖时所行的一种‘小道’而已，与孔孟的‘大道’不能比拟，也有将其贬低者，说它是‘奇技淫巧’‘牧猪奴’之戏。玩之则荒废事日、消磨志向、耽搁大事。这些抑扬和褒贬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当我们把博弈放在传统大文化的背景下仔细审视后，就会发现这些并不是那么简单。博弈不是一种简单幼稚的游戏把博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研究，揭示它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民俗史发展中起的重要作用，博弈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视作游戏而已，因而显得无足轻重。古人有将其抬高者，说它‘大裨圣教’但抬到巅峰，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百无聊赖时所行的一种‘小道’而已，与孔孟的‘大道’不能比拟，也有将其贬低者，说它是‘奇技淫巧’‘牧猪奴’之戏。玩之则荒废事日、消磨志向、耽搁大事。这些抑扬和褒贬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当我们把博弈放在传统大文化的背景下仔细审视后，就会发现这些并不是那么简单。博弈不是一种简单幼稚的游戏，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逻辑思维游戏，这是因为，无论是博戏还是弈棋，都在其设计思想中以及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多次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了《河图》《洛书》的象数逻辑思想、八卦生成论、阴阳辨证论以及《易》学的太极整体论。从而创造了以‘变’为核心的各种博弈形式，导致了‘奕者无常局’变化‘日日新’的结果，使博弈局子、着法、棋理中充满了哲理、伦理和朴素辩证法思想。
这是一幅在中国民间最常见的场景，一棵高高大大的古树，其年岁已无人可知，季节不同的变化不同的鸟儿在此嬉戏、鸣叫，树下有一挂石碾盘，无论春夏秋冬，树下总有一堆儿又一堆儿的老人围在一起，或是下棋或是玩‘老上年’传下的纸牌游戏，小孙孙或卧其怀中或趴在背上，老人在赢钱高兴之时，小孙孙们还可以得些零钱买些糖果瓜子，而小孙孙们却潜移默化的学会了这些古老的游戏，而在这不经意的一来一往之中，一代一代把中国最古老最精粹的博弈文化默默的传承。
元代虞集在《玄玄棋经序》中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古人对棋之设计的认识：夫棋之制也，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世道之升降，人世之盛衰，莫不喻是。
《中国博弈文化史》宋会群苗雪兰
在笔者所在的关中地区有一种纸牌游戏，这种纸牌在不懂的人眼里就是‘天书’无法理解，老人讲叫‘川牌’，据说其发源地是四川，有两种玩法，一种叫‘摆宴’一种叫‘掀牛’。其最小的点数是2点叫‘子儿’，一色四张；三是一色共2张，叫‘丁丁’；四是三色，各四张；五是两色，各五张，红五和黑五；六是三色，各四张；七是三色各四张；八是三色各四张；九是两色各四张；十是两色各四张；十一一色四张；十二一色四张。标准的玩法是五人，首家执牌16页，234家各执牌15页，第五家执牌5页叫‘拉小’，首家发一牌，下家可和，可碰，可吃，和优先无和牌者可碰，其次是吃，只要和发的牌组成10点或20点，和麻将运行基本相同，为什么叫‘摆宴’呢，这种牌的3点叫‘丁丁’，11点叫‘虎’，12点叫‘天’因为中国历法一年为12个月，最有意思的是它的7点叫‘鬼’，因为3点只有两张，而7点是三色共计12张，7点和3点组成10点的概率很小，而且3点还可以和两张‘皮’组成大小‘金按’‘皮’相当于现代纸牌的大小王。组成20点的两张牌为‘一梁’，就可以赢取筹码，三张同色同点一副牌为‘三梁’，前面我们一直强调《河图》上方七的重要性，而这种牌里也强调七的重要性，叫‘一手打鬼一手拿钱’，因为不同三色的七点可组成一副牌叫‘宴’，‘摆宴’中的7点叫‘鬼’，这是否和我们民间人过世后‘过七’以及在棺椁底部的‘七星床’有关联呢？
麻将是一项让人不能自已的游戏，在中国城乡十分普及，流行范围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大有走出国门，奔向世界的趋势，麻将不仅具有独特的游戏特点，而且具有益智性趣味性逻辑性为一体的数理性很强的游戏，其魅力及内涵丰富，具有底蕴悠长的东方文化特征，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玩法各地也不尽相同，四川、广东、山东、浙江、湖北、湖南等，各地有各地的玩法，就笔者所在的陕西，宝鸡、西安各地的玩法都不同。民间有着‘规矩大于法’的说辞，在各地都要遵循各地的玩法。但是麻将有个谁也无法更改的规矩就是‘反抓正打’，庄家为东，点定到谁的方位，由那个方位拿牌，‘反抓正打’其真正的意义就是遵循天道‘天道左转，地道右旋’，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源《河图》的用法。
笔者有次在做展览时，有个天真的小孩指着《河图》说《河图》就像四个人围在一起打麻将，童言无忌。《河图》难道不像一个四人组的‘麻将局’吗？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人的‘坐月子’还是亡人‘过七’以及棺椁中‘七星床，天花板’的制作；包括中国人‘博弈’的纸牌游戏及其麻将，它们应该是中国图形文化时代的‘衍生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科学化、系统化的加以发掘与整理，这些都和中国文化之源《河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