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司是父亲硬塞给我的，一直以来都是家族式管理模式，从董事会到各部门负责人均由七大姑八大姨担任，偌大的公司除了业务部门的员工是招聘而来的，其余人员包括门岗用父亲的话说“都是自己人”。常常一个清洁工闯了祸，全公司从部门经理到普通员工都来说情，开除不可能，罚点款亲戚们也还争相来凑。幸好我家拥有公司股权的85，所以经营大权牢牢掌握在我的手上，翻不起什么大浪，但长此以往也是“乡下人的悲歌”，对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利。
之前我一直想对公司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可老爸拉不下面子，他总说情比钱重要，这次要不是任副总的二姑父挪用了公司一大笔资金，我也不会痛下决心清退了大部分亲戚。
其实这说来容易，实施起来却非常难。首先，亲戚们因二姑父的事受了牵连，都把怨气发在他身上，加之他在外面单干的项目又债台高筑面临倒闭，一时想不通，就吊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了。公司改革改出了人命，不仅引起了公司内部的骚乱，而且还惊动了县里。好在有公司股权的亲戚们深知企业形象的重要性，一起凑了一大笔钱给二姑，才了却此事。
另外，我那七十五岁的三舅，在卸任他总经理大位的当天就突发脑淤血，三天后就去世了。三舅对我非常好，我小时候还常骑在他脖子上到处串门。老爸把公司交给我之初，三舅是辅佐我最多的人。而他居然因我而去，这让我心里非常难过。
但公司改革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我在大动之前召开了一个员工大会，我告诉大家：公司已连续两年亏损，公司上下都在想办法节约开支，我这个公司最大股东甚至连给自己配个司机的预算都取消了，可公司还是扭亏乏力。如再不改革，那破产就是早晚的事了。大河有水小河流，大河干了，那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就这样亲戚们才同意签字退出。
在公司引进的人才中，有一个复旦大学毕业，名叫李晴的女生，她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干过几年，完成过几个有名的项目，在业内口碑很好。只是她家在z市，父母身体都不好，所以只能从上海辞职回来。她是我们公司这次唯一一个没经过面试，就直接录用的员工。
经过半年的考察，我让李晴接替了三舅总经理的职位。出于对三舅的怀念，他的办公室我一直原封未动，除了清洁工每天打扫打扫卫生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关着的。李晴的办公室就安排在了他办公室的左边。
时光荏苒，公司重组一晃已快两年了。这两年里，公司的业绩出乎意料的好了起来，这也与世界经济复苏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李晴等一帮年轻人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模式，把业务重点成功的从欧美市场转移到俄罗斯及非洲市场，使公司业绩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元旦节前夕，我通知公司主要部门负责人在会议室开会，准备商量年终股东分红、员工奖金以及遗属补贴费发放等问题。
本来会议时间是下午四半点，可公司为员工购买的水果到了，大家都下楼去搬水果了。我打算先去会议室等大家。
我一进会议室，发现里面门窗紧闭，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的，光线非常昏暗。按常规保洁员上午就该做好通风保洁工作，况且今天还有会议，实在是太反常了。我正想伸手开灯，赫然发现三舅坐在他之前开会常坐的那个位置上。他戴着老花眼镜，好像正在翻看着什么资料。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蹑手蹑脚的退出了房间。一转身，又被身后的清洁工给吓了一大跳。她见我脸色苍白，赶紧低着头准备走开。我小声叫住她，给她使了个眼色，她立马跟我进了我办公室。
这个清洁工是公司少数几个没被解聘的亲戚员工之一，她平日里工作勤奋，又不多言多语的，我实在舍不得让她走。
“你早看见了吧？”一进屋我赶紧关上大门，声音有些颤抖地问。
“嗯，他平时一般都呆在他办公室里，今天开会才跑会议室的。”她声音极小，像是怕谁听见似的。
“你看见他多久了？”我有些不悦地问。
“他一直都在。”她声音虽小，但很平静。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大声问道。
“等他自己想通了慢慢离开不好啊？”她倒是胆子很大。
“这对他不好！对大家更不好，你不明白吗?”作为公司的负责人，我最讨厌别人对我有所隐瞒。
“他不走，谁也没办法。”这个亲戚是三舅妈弟媳的表妹，和三舅多少还有点感情。
“那帮新来的年轻人知道不？”毕竟三舅是我的亲人，我从内心来说并不害怕他，但那些年轻人就不同了。
“我不知道，没听谁说起过。”
“以后在公司无论发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及时告诉我。明白不？”我正色警告她。
她点了点头就退了下去。
我立马打电话通知办公室，取消了当天的会议。
其实我手里还有几份企划书需要仔细看看，这涉及到招投标的大事，马虎不得。
快下班时，李晴敲门进来了，她身后还跟着从原业务科提拔起来的副总杨涛。
“董事长，今天的会议为什么取消了呢？我还有些重要的事要在会上说说呢。”李晴还没落座就急切地问道。
“取消自有取消的理由。”我比较忌讳管理层的人彼此走得太近，所以见到他俩成天出双入对的，心里很是不爽。
“今天杨涛的车又被砸了，他这车也真怪，放在马路上保证没事，一停进公司的院子里准出事，不是被放了气，就是刹车或车灯被破坏。我俩想来和您商量一下，今晚能不能一起拼辆出租车回去？”李晴平日里都是搭杨涛的车上下班，对他们而言，单独叫出租车确实成本挺高的。
“我们一个城东一个城西的，这车怎么拼啊？”其实此刻我心里正暗暗高兴，我虽然是董事长，但比他们大不了几岁，所以也喜欢在工作之余和他们联络联络感情。
“先送您，然后再送李晴，我最后回去。”杨涛是公司的老员工了，他深知我的心思。
“那好吧。”自从在会议室见到三舅后，我心里一直有些忌惮，晚上和他俩一起回去当然也好。
一看我应允了，杨涛马上下楼去，当我和李晴走出公司大门时，他招的出租车已等在了门口。杨涛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他做事效率极高，为人处世也很有分寸。在公司改革之前，满公司的人见了我不是叫大侄女，就是叫表姐，还有更怪的，叫表侄女、大丫头、大姐什么的，就像在大杂院里似的。来个外国人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翻了。但杨涛很聪明，他看出了我的不快，一直尊称我董事长，所以只要是场面上的事，我都会带上他，为这三舅还批评过我，说是该把他家那高中文凭都没拿到的胖丫头带去，也好见见世面，培养培养能力。
“杨涛，你那车也太可怜了吧。”我在上出租车的一瞬，忽然看见了杨涛的车，两个车灯都被砸得陷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