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党务与民生（一）
1912年8月底，川鄂湘赣四省的革命党人，接到武昌巡阅使署的电令后，开始了长达大半个月的整理党务的过程。
虽然，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国民党川鄂湘赣四省联合支部的牌子，却抢先一步在武昌挂了出来。
王麟此举，也给后世的胶柱鼓瑟的史学家增加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国民党到底算是哪一天诞生的呢？要说北京国民党成立大会召开当天才是国民党成立的日子，那么，此前，王麟已经在武昌打出了国民党的招牌，又该怎么算呢？要否定前一种说法吧，武昌的招牌却又明确指出了这只是“国民党的一个支部”，真是左右为难啊！
不过，这个问题，虽然后世一些hún饭吃的学者需要头痛，却一点都没有困扰到正在大展拳脚的王麟。
此时此刻，王麟心中，对于北京那个注定了是松散的联盟性的组织，并不看好，一个连袁世凯的头号心腹赵秉钧等人都发展成了“同志”的组织，能对党员有多大的凝聚力，也就不问可知了。
然而，王麟反复思量，自己另起炉灶，那是断断不行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这个革命党的身份，若是另搞一套，别的不说，革命党内部首先就要引起很大的分裂，虽然武昌方面的许多人会追随自己，立宪派汤化龙等人也不是问题，但多数与同盟会有较深渊源的人物，包括陈作新、张振武、蔡济民等人，都很有可能要与自己分道扬镳了，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也要平添无数困难。
所以，国民党的牌子不能丢。不过，国民党的组织松散，对于自己却未必是坏事。自己完全可以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在川鄂湘赣四省，另搞一套。将来，松散的国民党总部对于川鄂湘赣四省的支部，并无半分约束力，自己却完全可以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一个支部，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接收国民党全部的党务。当然，这一切尚言之过早，眼前急务，还是先把四省党务，整理好了再说。
就在王麟的这样一番复杂的心思下面，川鄂湘赣四省，相继开展了步骤扎实而严密的整理党务运动。
这其中，湖南省同盟会的改组，仅仅稍晚于王麟亲自坐镇的武汉，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
湖南省垣长沙，相比于一年前，如今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在1910年曾因发生“抢米”风cháo，轰动全国的地方，自光复之后，光是平抑物价，就huā了军政fǔ很大的力气。
长沙这个地方，自1904年被辟为商埠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靠小手工业和商业，以及给人佣工为生。这些小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人，对于物价都是特别的敏感。
假如说，乡下种地的农民们只要不遇到特别大的灾荒，多半还能够自给自足，这些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日常生活却严重依赖于市场，依赖于物价的稳定。一旦物价上涨，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
1909年bō及数省的大水，致使湖南境内谷米收成受到严重损失。供应本省已经不足，因水灾歉收的邻近省份却仍然沿袭过去的办法，前往湖南采购粮食。这个时候，许多人的自sī的一面就彻底地展lù了出来，一些米商为了最大限度的营利，勾结官府囤积居奇，遂使米价扶摇直上，一日数涨，由往年每石二三千文上下，猛增至每石七八千文，而且涨势并未刹减，各米店皆悬牌书“早晚市价不同”6字。
1910年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8千文大关，终于引发了无数悲剧。最轰动的一例，是南门外一靠挑卖河水营生的乡民黄贵荪，劳累数日，所得竟无法买回一升米。极度悲愤之中，黄贵荪一家4口到老龙潭自溺而死。正是这一悲剧**件，传开之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抢米风cháo。
风cháo最jī烈的时候，饥民们放火焚烧了巡抚衙门，此外，还将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情三井洋行及教堂、趸船等都予以捣毁或焚烧。清政fǔ的大清银行、长沙海关等衙署也遭到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