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呆了一天，就返回学校。学校的欺末考试，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这可不敢耽误。
临行前，与父母道了个别，说明寒假后，要在北京呆几天，过年后回来。
“五儿，哪能过年不回来呢？！你有事过完年后，可以早去几天。你四姐前一些日子，调到县里工作，平时就不回来。家里就我和你爹。闷得不好过。”老妈皱着眉头、苦着脸说。
四姐前几天给我去信说：她已调到县委办工作，由于工作忙，再加上要复习，准备过两年考研究生，星期天也不回家。这样家里就剩下父母二人。
幸亏三姐嫁在本村，可以时常过来照应。
可我必须在过年后回来，这几天老觉得在八零年年初时，要生什么事，可记不起来，这可不能耽误；再说，我从来也没有在北京过年。
“妈，真的我北京过年是有事，我一定赶在正月初六时回来，正月初七不是补大年吗？”我们这儿的风俗正月初七，也是个正经日子。
“孩子们有事，你就别拦他们”，老爹见我再三坚持，就开口了：“他们都在外面做大事，你拉住他们干什么？！糊涂。再说四女子腊月二十三，肯定回来。五儿，你放心做你的事去，你妈是想你想得糊涂了，恨不得找根绳子把你拴在家里。”
“死老汉，你不是每天蹲在大门外，四处嘹着，你嘹啥呢？还不是嘹五儿，还说我呢！”妈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急忙转身悄悄擦去，赶快给我收拾东西去了。
既然不能在家过年，过年的好吃的，得多带点。
唉，不过当时能有什么好吃的，无非就是炒瓜子、花生、大红枣之类的。
我看在眼里，热在心里：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
出门时，爹给我塞了五百元钱，说是北京是大地方，过年肯定费钱。
三姐听说后，也赶来给我揣了五百元。
这年头的五百元可不是小数，相当于一个行政二十三级国家干部一年的工资、一个象样点的农民家庭，一家全年的总收入。
我怎么说不要，也不行。
三姐后来都瞪眼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五儿，你皮痒了吧，连三姐的话，都敢不听？三姐成外人了？今年也是听你的鬼点子，挣了这么一大笔钱。要搁往年，卖了你三姐也给不了你五百块。拿着这钱好好学本事，三姐还指望靠你大财呢！”
我只好投降。
回到学校、刚进校门，迎头遇上几个同学，男男女女的望外走。
“吴永成，你大包小包的，是不是刚从家里来？”
我一看原来是系学生会的高年级同学刘和平（他曾来找我参加学生会），忙回答：“家里有点事，回去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