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次日,争斗就发生了。
朝会上,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上表,奏称“两税法”、“公赋独立”、“量出为入”等制度有违祖制,乃引上天震怒,降下“天狗食日”异象,以为示警。
为息天怒,王缙请罢各项制度,恢复大唐的租庸调制。
两税法是已升任礼部郎中的杨炎,提出来的一项赋税改革制度。
唐朝初年,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
到唐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
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
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
这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
到唐肃宗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
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或者是投靠大户,自愿成为佃户,从而躲避了朝廷的征税。
杨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两税法”,将租庸调和户税、地税及各项杂征合并,统一征收。
同时配合公赋独立、量出为入的原则,这才保证了平叛战事的顺利进行。
但不可避免的触及到了很多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朝廷为了赋税和平叛的需要,严格抑制土地兼并,朝内积压了大量的矛盾。
这次算是找到了机会。
自古以来地震、地陷、山崩、洪水、大风等诸般自然异象,向来都被与坏事相联。
而日蚀更是远胜其他,属大不吉利的天象,通常被看作是上天对世人最严厉的告诫。
范晔的《日蚀说》里面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有阴所乘,故蚀。蚀者,阳不克也。”
李淳风的《乙巳占》也说:“无道之国,日月过之而薄蚀,兵之所攻,国家坏亡,必有丧祸。”
自唐建立以来,日蚀都被记录下来,几乎每次都会引起一些问题。
最近的一次日蚀,则是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见,在张四度。
杨错虽然已经想过会出现问题,居然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两天时间过去,整个长安城仍然处于一种极度恐慌不安的情绪之中。
往日里繁华热闹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
各家商铺尽皆闭门停业,百姓躲藏于家中,焚香燃烛,乞求上天怜悯莫要降下天灾。
除此之外,据各地的报告得知,长安周边各郡县同样存有类似情况。
而大唐治下的各地,恐怕也不会例外。
惊悸恐慌之余,一股暗流也逐渐自朝廷内外涌动起来。
依旧制,司天台的太史官有预测“日蚀”之责。
一旦发现有“日蚀”迹象,便要奏报天子,举行修镶仪式以救日蚀。
天子需要身着素服,避居于正殿,摆放五鼓五兵,以朱丝萦社。内外严警。
太史官登上灵台,等待日蚀的发生,一旦发现变化,便击打鼓角,通知天子与朝臣。
闻听鼓音之后,保章正与灵台郎需要颂文祭天,侍臣皆着赤帻,带剑入侍。
自府史以上官员皆素服,皆持剑立其户前。金吾卫驱驰绕宫。伺察守备。
一直等到太阳恢复常态,仪式才算结束。
这就是自夏朝开始传下来的“合朔伐鼓”的礼仪。
但这次的“日蚀”发生得太显突然,司天台事先并未有半点察觉,自然也就谈不上举行合朔伐鼓的仪式以救日蚀。
朝议之时,吏部尚书、右仆射裴遵庆就以失职之罪弹劾司天台博士萧程,罢其官。
随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上表,奏称“日蚀”的天象是对赋税制度大改革的强烈反应。
盖因“两税法”、“募兵制”等制度有悖祖法,违天地伦常,才引起上天震怒,以至降下警兆。
若欲平息天怒,就必须恢复祖法,否则恐怕会引起更大灾难。
王缙上表之后,立即引起不少赞同之声。
一时间,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两税法”、“募兵制”等制度,似乎这正是引发天兆的根源所在。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对此不以为然,直称“日蚀”之兆并非应在本朝,而是在洛阳的伪燕。
元载认为,史朝义弑杀其父史思明,叛唐自立,对抗天兵,以致国出二君,这才是真正有违天地伦常的行为。
此外,他更立场鲜明地为“两税法”和“募兵制”辩护。
直言“两税法”之法虽非古有,但利于朝廷在赋税方面的收入增加,减轻百姓不必要的负担。简化税制,扩大纳税面,更能让朝廷控制财政的权力。
而“募兵制”的推行,则可以激发大唐子民投军报国的热情,充饬武备,更是对大唐数十万将士的莫大认可。
他尤其对于朝廷对科举制的改革表示认同,能够更多的纳入饱学之士为国效力。
这项“科举制”的改革推动者是杨错,他向朝廷建议扩大进士科的人数,并且再把进士科所得的学子派往各地任官。
元载虽然业已官居宰相,但他出身寒门,也曾有过辛酸经历,所以对利于寒门学子出仕的新“科举制”最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