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在间歇的风雪中不紧不慢地前进，第三天上午进入三河县城郊地界。跟在最前方的骑兵连之后行进的是第四连一百多人的队伍，连长谢庆元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列，在他的左右是装备着短刀和圆盾的二十名掷弹兵，这些出征前刚完成训练的掷弹兵身穿皮甲，肩膀上斜挎着一个黑色的搭裢，搭链的材质很轻薄，但却异常结实而且防水，是用美军制式裹尸袋的pvc布裁剪缝制而成的。搭裢里装着的是20枚67手雷，每枚手雷存储在一个易拉罐状的外包装里，按克的重量来算，这20枚手雷全重在8公斤左右，随身携带并不会给士兵带来太大的负担。
太阳难得地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了，上午的阳光照耀在苍茫的北方大地上，给满是麦簇、草蔓的田野镀上一抹金黄色，缀在田野里的残雪和薄冰在阳光下闪着白茫茫的光。一只田鼠在地里扒拉着，似乎想要扒出冻土下面的植物根茎。突然，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仓惶地跑开了，一溜烟地消失在远处的田沟里。
望着看似曾相识的景色，谢庆元的目光开始变得苍凉，冰冷的冻土贴着躯体和四肢的感觉在他心底油然泛起，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种弥留之际的天旋地转，以及无尽的旋窝里那张如梦如幻的美丽少女的脸，和她的翠色裙袂给荒凉的大地抹上的一缕春色。两个多月前，就是在这三河县的官路旁，在他即将陷入最终的黑暗之前，那个美丽的少女落在他脸上的一滴残泪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谢庆元的目光四处搜视着，希望能找出当时相遇的地方，但弯蜒的道路，荒凉的田野，处处都似是，处处都不是。他将手伸到怀里，抚摸着那只扁扁的银镯，心中一阵茫然，竟忘了回复对讲机里丁有三发出的命令。
“各部注意，前方三河县城下饮水休息……”
三河县城距西边的北京城一百余里（按明代一里560米计算），距东边的蓟州城约五六十里，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大军潜越蓟州，第二天的十四日便到达三河县，因为三河是小城，没啥战略价值，后金军并没有攻城，只是抓到一个汉人，让其持书前往招降。之后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金军在再次路过时，顺便攻了一下三河县城，城未破，旋即离开，目前三河县城仍控制在大明手里。
杨铭出征前已将行军计划和路线呈报兵部，按兵部的安排，途中应在三河县迎粮就食。昨日丁有三已派快马将信牌送到三河县，以便县里提前作准备。信牌是兵部下发给出征部队的联络工具，用坚实的木头制成，长六寸，宽三寸，腹背刻字，中间剖开，后片里刻有凹槽，槽内贴纸书写文字。信牌顶部雕刻成云朵状，中间有小孔用来穿提绳，还有一个黄色布质的封套用来装放和保护信牌。
杨铭和韵秋骑马并肩前行，身上的专业防寒服在寒风里依然温暖如春，俩人时不时对视一眼，韵秋冷艳的脸上竟会泛起一抹羞红。“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此情此景，倒不似行军打仗，却似太平日子里骑着马出城游春的小夫妻一般。
眼前便是三河县城了，城墙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城上的防守颇为严整，各处垛口遍布着衙役和民壮，隐约还可以看到堆积着的擂木滚石和一些守城器械，城门楼上，几个官员士绅模样的人向外张望着。
大部队停了下来，军士们次序井然地饮水喂马，参军徐伯成带着人去喊城。不一会功夫，三河知县樊士英便带着几个生员开门出城了，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七八辆装载着粮食的大车。
“杨将军远道辛苦，这些粮食请验收，三河城小力薄，供应不周还望将军多多包涵。”甫一见面，樊士英上下打量着杨铭，拱手说道。
杨铭雷法大破后金军，收复顺义，保卫京师的事迹樊士英已在邸报上看过，虽说写的都语焉不详，但也足够让人震惊了，是以这位知县特地出城来亲见一下本尊。当然，樊知县出城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希望杨铭的军队进城。己巳之变以来勤王军在京畿周边的抢掠行为已经被地方上广为不满，指望这些军队打胜仗固然是一种奢求，但至少也不能让他们进自己的地面抢劫吧。
杨铭知道，三河县能为自己提供这些粮食已经算是够意思了，别说自己，就算他这次出战的顶头上司刘之纶，带兵从北京出来，到了通州，通州既不提供粮草，也不让进城，搞得刘之纶灰头灰脑，堂堂兵部侍郎，只能在一间破庙里安歇，连饭都没有吃的，还是当地一个漕运官员给他送来饭食才勉强填饱了肚子。刘之纶又羞又气，给崇祯上疏请求辞职，要将所部兵马移交给在蓟州的总理援军事务的总兵马世龙，自己回家侍奉老母去，崇祯对此予以慰勉，不许他辞职。
樊士英不愿意军队进城的心理杨铭也是理解的，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宣府总兵侯世禄的部队到通州后，在城内横行抢掠，后来被保定巡抚解经传赶了出来。出城之后，又在外面抢，当时户部有一万三千七百两银子发到天津充作军饷，十一月十五日银车行至通州，在西门外梨园地面遭遇到后金军前锋哈宁阿部，后金军杀死车夫，射死押车人员三名，将银两及拖车的骡马掠去。因为侯世禄军有抢劫前科，是以大家都认为是他的部队干的，后来朝廷查了大半年，查无实据，只能不了了之。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樊世英自然是不愿意杨铭的军队进三河县城了。明朝的官场规矩是文尊武卑，小小一个游击将军在知县面前算不了什么，他亲自出城来跟杨铭见面，算是给足了杨铭面子，所带的七八车粮食，也够杨铭这一千来号人吃个两三天了，樊世英自认为是尽到地方官的责任了。
而实则杨铭根本就没指望行军沿途的地方州县供应粮草，别说己巳之变的这种仓促局面，就算在平时，地方州县给客军供应粮草也不是一件靠谱的事情。此次各地的勤王军入畿赴援，因为粮食供应被坑的不少，杨铭对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自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斗，他这次出战带足了可供全军食用一个月的粮食。
“樊大人，我军所携粮草充足，若城里有困难，这些粮食就请大人带回去吧。”杨铭微笑着躬身抱拳行礼说道。
此言一出，樊士英开始还以为杨铭是嫌他提供的粮食太少，故意在说反话，但他一眼看去，却见杨铭笑容平和，神态真诚，不像是心存怨愤的样子，这一下倒将樊士英弄得一时拿捏不准了。
“大人是陕西人吧？”杨铭见樊士英一时不语，知他心有顾虑，便温言扯起了家常。
“正是。”人的家乡不是什么秘密，樊士英是陕西举人，这在官场上大家都知道，杨铭随口问起，樊士英也不以为意。
“这几年天灾频仍，陕西受灾尤为严重，大人在陕的家人可都一切安好么？”
崇祯一朝十七年，受小冰河气候的影响，旱、蝗、涝、风、雹、震、雪各种灾害频发，其中旱灾因系气温降低降水减少的直接影响所致，发生频率尤高，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也最大。连年大灾使得崇祯年间频发饥荒，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中国历朝历代所罕见。而陕西受其自身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旱灾发生的频度和烈度最高。天启七年，也就是崇祯继位的那一年，陕西大旱，次年继续大旱，尤以陕北受灾程度最重。给事中马懋才的奏疏称：自去岁（崇祯元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为食，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坠涨而死。崇祯三年，灾荒扩大到陕西全省，到崇祯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全省大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