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部队,尤其比较灵活的各地方支队、县大队、游击队,都能混一顿饱饭吃。因为这些地方部队有自己不同于主力八路军的粮食及肉菜来源。你到人家那里去,指导人家训练部队,人家管你顿粗茶淡饭吃饱。也是人之常情。
杨浩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能为自己调剂生活。就是靠写文章来赚点稿费。抗战年间的晋察冀。根据地的报刊杂志为了保证自己的稿件来源,对那些经常性的作者实行稿费制度。
稿酬虽不多,有时就是几元钱,有时连钱都没有。就是几方联邮票。从一元、二元、四元、五元到最大面值的二十元邮票,被挺进报编辑部用来付给作者充当稿酬。是不是曾经在挺进报编辑部干过的缘故?总之,那时候为挺进报写稿没断过稿费。
那个年月在晋察冀根据地,邮票也可以充作边区票当货币使用。杨浩用自己的这些稿费,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群鸡仔,大约有十几、二十来只,作为自己的“生产自救”任务报了上去。随着时间的发展,鸡仔一天天长大,也开始一只只失踪。
到了最后。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只鸡,养在了杨浩、李振军合住的那间房子里。当然,这只鸡最后也难逃被偷吃掉的厄运。1942年底,原冀中十分区的干部合并到一分区来的时候,这最后一只鸡也被半饥半饱的十分区的人给偷走吃掉了。
几十年后。那个曾经偷鸡的小青年爬到了基地军政委一级的干部,但每当老干部坐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会津津乐道的谈起偷鸡吃的往事来。
杨浩清楚记得,杨司令在机关干部生产自救会上特地宣布:“年底,部队每个生产组都要完成生产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允许另想办法。”
这个“另想办法”十分重要。杨浩跟李青川一个生产组,这个训练科生产组原本是养鸡。结果都养成了他人的腹中之食,气得李青川当街跳着脚骂。杨浩准备用稿费相抵,可包括李青川在内的大家伙反对。
后来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时作战科、侦察科、锄奸科、敌工科几个部门合伙,由司令部那个便衣侦察班带领,与地方游击队合作,到敌占区割电话线和其它敌人的军用品,用来变卖或换东西代替。
杨浩找到他的好朋友,当时在三团侦察连当指导员兼武工队队长的王栋,从敌占区搞东西来交上生产任务(什么东西记不清了)。把李青川高兴得哈哈大笑:“这不是像水泊梁山一样了吗?咱也都做上无本生意了。”
1944年初晋察冀整风,1948年初“三查三整”,杨浩被提意见最多的,是“在同志中缺乏是非原则,搞吃吃喝喝的朋友关系”。在杨浩老父亲的笔记本上,常写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杨浩从小离家,一直是受这个古往今来的名言来维持的。所以,他的钱包就是朋友的钱包。沾光的是他身边几乎所有的人。
48年,华北步兵学校搞“三查三整”,运动收尾,郑旭煜最后总结时为杨浩说了好话:“杨浩是从一分区过来的,我对他很了解。他有许多缺点,比如党性不强,组织性不强等等。但他也有许多的长处,主要的一条就是不自私,从不吃独食。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身上有最后一点吃的,他也能拿出来和其他人分享。”
当然那时也有人不同意郑旭煜的这个说法。有人在当面和背后说杨浩的坏话,说杨浩“与人分享”这是大少爷习气,“只有柴大官人那样的富家出身的子弟才会有的怪毛病”,杨浩从小没吃过苦,挨过饿:“饿上他几年,让他受穷,到那时,再看他还充什么大方不大方?”
在一分区,有时,遇到老乡家杀猪,杨浩的身上又有几个钱的稿费收入,于是一些人会怂恿他,到杀猪的老乡家里。他们钱少,买不起许多肉,就买它一些价钱便宜很多的猪下水回来。然后找一个大锅或铁皮桶煮它一熟。等煮好后,招呼身边的朋友熟人都聚过来,见者有份,大家都来改善一顿。连房东一家人也跟着沾点光。那时能有一顿肉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家都像过节一样高兴。
杨浩的这个喜欢请客的习惯,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进京城了,新中国建立,但那时还是实行的供给制,干部们都穷吧吧的,手里头没几个闲钱。每逢杨浩拿到稿费,有什么好吃的了,不管是烤鸭、红烧肉或是什么,哪怕就是个现在看来最普通不过的猪油葱花饼,当年却是非常稀罕之物,他还是沿用老的习惯,总要招呼:快打电话,问问xxx、xxx、xxx他们吃不吃?要是吃,都过来吃……
杨浩的新婚妻子听了好笑:“你好好看看,你们都不是单身汉了,那些人现在也都一个个结婚成家了。你打电话要人家过来,人家的老婆怎么办?在家里吃大灶?再说了,人家跑半个北京城就为了到你这里吃顿好饭?缺了你人家就吃不上好吃的了?”
杨浩一听有道理,这个从抗战时期形成的习惯渐渐才淡漠了。在当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可别小看了这几角稿费,对改善生活不无小补。
大约在1958年,“华北军区”改名为“北京军区”的时候,杨司令为了抢救一分区史料,派北京军区的几个秀才魏巍、蔺柳杞几个人重返狼牙山地区,搜集抗战素材。魏巍回来说,抗战过去了十几年,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驻地的那些房东,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房客曾经有谁。唯独杨浩住过的房东,还记得牢牢的,询问:当年给我们家吃过几次猪下水的大杨浩,在哪里呢?
可见,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对“吃”的记忆是最真实的,也是最牢固的。
再多说一句。风水轮流转。抗战胜利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像一分区八路军曾经赖以为生的野菜、粗粮、黑豆成为当今最佳的健康食品一样,猪下水的价格也远远超过了猪肉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