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份,汪精卫翻脸的时候,事先完全清楚,党中央安全成功地转移,而且开始组织武装斗争,这国民党都不知道。但是这时候破裂,虽然党中央领导人都安全转移了,下面的工农组织、群众组织转移不了,他给你镇压屠杀,损失也很大,所以以后的工作全部转入地下。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统一过。按现在的角度讲,国民党是四分五裂的,蒋介石的势力就是东南几个省,西部的马家军,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他从来管不了,蒋介石在的时候,他只是个名义领袖,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工人城市问题,连孙中山提出的减租都未实行过。正因为他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一直不得民心。**武装斗争和地下隐蔽斗争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我党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时,会议地点在汉口俄租界。那个会场布置得也很秘密,当时已经会一些隐蔽斗争,集中代表集中一星期,开会只开了一天。所有代表都不能通知你地点,到码头有交通员带你,只许进不许出,烟也不能抽。
那时候八月份热得要命,窗户不能开,防止声音泄出来,在里面呆一个星期,等人凑齐了开了一天会,疏散代表又用了两天,过几个小时出来一个,天黑之后才能出去。这种秘密疏散的办法,都是苏联人教的,邓小平和一个俄国妇女负责采购工作,主要是俄国妇女出来拎篮子买菜,这是一开始探索的一套秘密工作的办法。
1927年秋天开始,我党开始发动武装暴动,城市的工作就是为武装斗争服务。但是双方什么关系呢?也不太清楚,都没有解决。开完“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就迁回到上海。这是隐蔽活动和秘密活动的一个规律,哪个地方越乱越容易进行活动,越铁板一块越不容易生存。
在汉口武汉的时候,武昌的10万人,汉阳的2、3万人,汉口最大,有100万人。其实100万人也没多大,就是现在沿着汉口江面一片几个租界,汉口坐黄包车,上去跟黄包车夫讲到什么地方,自然就拉到了,毕竟地方小。在上海上了十六铺码头,你跟黄包车夫要讲怎么走怎么走,汉口一百万人,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国民党统治的华界,人口400多万,各行其政,管辖很混乱,这才为党中央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隙。
这个时候,党中央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向忠发,这确实是苏联指定的,具体保卫工作向忠发、顾顺章来负责,这就是后来称之为中国**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这个人确实给**中央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而且能找到他的照片只有这一张,这个人从来不照相的,后来他叛变需要找到他的模样,没有办法从一个合影中间剪下来的,这个人从来不照相。
当时党的活动,地下工作最严重的弱点是盲动主义,几个人组织暴动,一暴动就要发动群众,一鼓动暴动马上就被消灭了。没有力量的时候,只能隐蔽活动,后来纠正了盲动主义。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且重新建立“特科”,要求党的工作完全职业化、社会化。
在国民党敌战区工作,最大的首先得有隐蔽的身份。这个人首先要有职业才不受怀疑,你这个人是无业游民,连房东都怀疑,你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单身汉就更糟了。他当时在上海工作,租了个房子住,结果跟房东讲,我是个记者,其实他整天也不从事采访,又怕引起怀疑,有事无事都出去转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干的不是记者,没有隐蔽的身份是最困难的。
当时一个庞大的机关,中宣部一二十人租一个小楼,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围邻居就怀疑了,因为没有正当的合法的掩饰身份。周恩来讲必须职业化、社会化,开始还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使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
另外特科建立起来了,保卫党中央,周恩来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乱打叛徒,危害大了才打,这个人带着党的机密,要投降了,可以消灭。一般的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了,不愿意干了就算了,如果这样要杀起来就没有头了,只能是个别的。再一个不许打公开的特务,特务潜伏到机关里了,那不消灭不行,像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头戴笠、毛人凤等,**从来没派人暗杀过他们。不许搞绑票,这就是特科在隐蔽斗争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不然变成恐怖组织了。从建立开始,周恩来就给端正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