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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霸利义之争(下)(1 / 2)

 因此王学和程学的沉伏起落,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领域。其实推崇王学的人,未必真正淸楚新学的真实内容,而信奉程学的人,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洛学的精蕴。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为政治服务。

到了靖康之后,随着赵构继位,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不能说是宋徽宗的过错,只好把责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凭新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脱不了这个干涉。因此不仅把王安石迁出了孔庙,而且他的新学基本被彻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学在绍兴初年,赵鼎当政的时候,虽然曾活跃一时,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扶持的结果,并非是对学术的尊重。等到秦桧当政之后,又开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学。政治对学术的压制,可见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桧死后,政治风气才稍有好转,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用权力强行扶持学术的危害性,在绍兴以后,孝宗隆兴时期当政的宰相张浚就极力主张,对于学术派別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当一切摒弃,在张浚之后,执政的虞允文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因此在孝宗当政的时期,基本也都是秉承着这个思路,这才有了如今大宋学术的另一个繁荣时期。

赵忱继位之后,也仍然延续对学术派別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因此在创建钟山书院的时候,规定朝廷的任何官员都不许干涉书院的教学。而赵忱虽然也经常去书院听学术争辩,但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听完就走,偶尔发言,也是对论辩双方都笼统的夸讲一番。

不过在赵忱心里,还有所偏向的,因此在私下里经常和杨炎讨论论辩的内容。因为一来他和杨炎的关糸较为特殊,没有那么多顾忌,二来杨炎虽然是武将,文章材学不算出色,但看待事物却有独道之处,往往能够一言切中要害。

如朱熹和二陆有关“教人之法,成德工夫” 的论战,杨炎就认为两方所学的都有道理,但又各自走向了极端。

陆九渊的方法虽然看似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书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弃了,那么试问人们又怎么去获取知识,了解历史,了解天下,那么“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一点看,朱熹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只能成为苦读死书,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循规蹈矩,墨守旧成的腐儒。不会有丝毫的创新和突破。

因此只有将双方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从古代圣贤的书籍中吸取经验的同时,但又不受书籍的限制,加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认真客观的分柝书中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朱熹和二陆论辩之后,双方互相借鉴,也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优点, 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从而也证明了杨炎的看法是正确的。

而在两人议论朱熹和陈亮的这场“王霸义利”之辩时,杨炎曾道:“臣以为如果朱熹的理论作为某一个人或是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政,到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但要做为朝政和社会范畴里的一切行为准则却是极端有害的。”

赵忱有些奇怪道:“为何对某一人或一家有益,但对朝廷和天下有害呢?”

杨炎道:“朱元晦太过重视人对自身的修养要求,因此在他看来,所谓修行之德,在乎于存天理而去人欲,非圣贤而即禽兽,內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从大道理来说,到是不失为一个伟大而高尚的典范,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定是可以达到圣贤的标准。”

赵忱笑道:“难到姐夫以为做一个圣贤之人,又有什么不好吗?”

杨炎苦笑道:“不是不好,而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如果人人都是圣贤,那么这世上早就天下大同了。只是在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朱熹提出的标准呢?古往今来,能够成为圣贤的永远都是曲指可数,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贪生怕死,贪财好利。虽然不算是衣冠禽兽,但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圣贤的标准。对于他们难以晓之以理,唯有动之以利,止之以法。因此朱熹的观点,作为某一个人或是一家学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到是可以值得称道,但作为整个朝廷,天下的行为准则,就是一个荒谬而永远不可实现的目标。到头来只会变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糊弄世人罢了。”

顿了一顿,杨炎接着又道:“放眼二十朝更替变化,又有那个时候能够达到朱元晦所说的标准呢。事实上连朱元晦本人也列举不出一个这样的实际例子来。只好硬扯到传说中虚无缥缈的上三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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