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行，钱还是要给的。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情，22亿虽然有些多，但总多不过国家的面子。个人百姓家欠了债，还知道砸锅卖铁还钱呢。国家如果欠了钱，更不可能赖账的！”
是的，或许大领导们真不想赖账。但到时候年底做预算，这里要钱、那里要钱，估计胡文海这笔钱的优先级肯定就要排到不知道多后面去了。
等到大领导们记起来问上一句，下面人回一句“国库里没这笔多余的钱”，多半上面也就偃旗息鼓了吧。
说到底，欠钱的人怕的是不还钱坏了名声。可放到国内，胡文海也得有这个话语权喉舌去发声，才有让人“怕”的资本吧。远了不说，八十年代几次清理挂靠私营企业的时候，可是吓的不少人将自己的企业“捐”给了政府。几多不甘心的“挂靠”企业老板，不得不“卷款”潜逃。
1988年，曾经盛极一时的万宝厂长邓韶深，万宝电器挂靠在妖都二轻系统下，市府看他工厂办的好，于是一股脑塞给他24家亏损企业。然后规划经营决策和主管部门发生冲突，最后迫不得已不仅万宝电器没有保住，他本人也不得不“出逃”加拿大。
然后好好的万宝电器，就此再无声息。
万宝的悲剧只是开始，转过一年之后，1989年才是私营经济的倒春寒。在清理私人经济的大潮下，王廷江、蒋锡培、李书福，多少后世的名人干脆将已经起步的事业“捐”给了政府。王廷江因此受到表彰，成了全国知名人物，续而号召起了一个名为“向王廷江同志学习”的活动。
学习什么，自是不言而喻。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整个社会气候，是绝不适合私人经济发展的。不过就是这样严苛的恶劣条件下，中国私人经济却也还是成长起来了。
胡文海和他们的区别，不过是钱更多而已。但要说这是政府没节操，明着抢钱吗？却也不对，这是八十年代，是一个公有制占有绝对主体的年代。
人们的观念就是如此，社会上的主流声音也不同情这些失去财富的人，这毕竟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社会挣扎出来的时代！
胡文海并不想挑战这个社会的规则，正相反，他必须学会利用这些规则。
“黄秘书，您看我觉得吧，我还是不能给国家添负担！”胡文海一脸义正言辞，大义凌然道：“国家没有钱，我这钱就是在和全中国人嘴里抢吃的，您说我这于心能忍吗？黄秘书您不用说了，这钱我绝对不能要！”
“这可不行，钱你必须要，这是中央首长的决定！”
“不能要，要了我就是民族罪人！”
“必须给，不给置于国家公信力何在？”
……
“那我就要了！”
“噗”
胡文海突然答应下来，黄秘书只是略微一愣，反倒是站在旁边的林千军没有憋住……
“咳咳。”胡文海迅速敛起嘴角的笑容，正色道：“既然这笔钱收不收这么重要，那我也不能去学子贡，为了自己的道德而打破现行的规则。不过国家现在既然这么困难，我正好有一个想法，想请黄秘书看看是否可行。”
“小胡同志你尽管说就是，有什么我不能决定的，我这就帮你和首长沟通。”
“是这样，既然国家没有这么多钱，那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抵价？您看我如果是个人，要这么多钱其实也没用。我就算大吃大喝，再怎么花也花不完这笔钱吧？只能放在银行里吃利息，反而是对国家财富的浪费。所以我想，不如拿出来投资，帮助国家发展生产力，更好的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哦？说说你的想法。”黄秘书这可真是有些意外了，原来他只当胡文海是运气够逆天，才得到了这样惊人的财富。但现在看来，这孩子思想很有深度啊！
“我们可以这样，一部分以现金形式支付，另外还可以通过物资、工厂以及政策等方式计价。比如说吧，我父亲的501厂，几千人的大厂子，少说资产有一千多万吧？501厂能不能允许我个人入股？能不能让我全额控股？或者我们还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501厂的编制不变，我愿意拿钱出来帮助501厂引进先进的生产线，您应该知道我在美国还有几个亿的美元可用，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胡文海越说越是激动，抓起茶几上的茶杯喝了口水，见黄秘书的表情明显有些意动，连忙再接再厉道：“除此之外，工厂运作需要物资吧？国家手里的钱或许没有多少，但放到地方上，准备几个亿的物资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况生产需要的物资也不是一次就要凑齐，慢慢来也没关系，只要国家批给我们物资的计划额度就行！”
“能顶钱的除了物资，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车皮能不能顶钱？土地能不能顶钱？乃至户口能不能顶钱？还有，电信入网牌照能不能算钱？汽车生产牌照能不能算钱？反正是个凑数的东西，这种政策国家大可多算点钱，我不在乎啊！”
ps.推荐一本非常喜欢的书《熬鹰航空业》，都是国防工业领域的，请同学们多多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