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贪官，除了要在吏治上给东北一个交代以外，徐世昌更深远的布局却在金融业上面。表面上这些贪官因罪得咎的原因很多，但隐含在其中不为人知的一条线索却是在当地票号、钱庄等旧式银钱业中握有股份，并且反对徐世昌开办银行业的一股势力。
东北三省由于财政开支浩大兼之税源不丰，素来都是银钱的负流入省份，即便偶然有银钱大量流入，也在参商、皮毛商、木材商等豪强之手，辽阳实业兴办起来以后，沈家及合股绅商又掌握了大笔银钱。在白银短缺的局面下，钱庄票号一般会发行各庄的庄票，亦即以本号资本与信誉为担保而发行了可转账支票。按照面值的大小又有大洋票与小洋票的区别，所谓大洋指面值为元的整数倍票额，通常以5元、10元居多，小洋票其实就是纸币化的银角子，一般为1角、2角。当然，也有100、500的庄票，但大面额的票面一般都是信用票，通常只在生意人之间进行转账往来，不能兑换成现洋的。而大洋票也好，小洋票也罢，出了省都是要兑换成真金白银才能使用——称之为地方钞票更为恰当。
除了庄票以外，各省银钱号还存在着官帖——亦即官方发行的，可兑换成现洋的纸币。在这样复杂的金融条件下，庄票、官帖与现洋之间存在着一个兑换关系，银钱业通常称为贴水率，比如100元的庄票兑换现洋只有98元或者99元，这个贴水率随着行市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化，但通常前面的大数比较稳定，差额只在小数点后面几位，所以对于小老百姓而言这样的行情波动无足轻重而对于生意人而言就存在着投机与套利的空间。
官帖因为是官方所发，照理他的价值量应该高于私帖（庄票），但东北既然是个入不敷出的财政，这种官方保证也就成了空头支票，官帖除了不赖账、不倒闭，在及时性和有效满足兑换需求方面都不如庄票，所以在兑换时的贴水率官帖远不如庄票，但在账面上两者却是一致的。这就为各级官员留下了套利空间，征得税赋之后，除了吃拿卡要的那部分外，还要进行银钱投机——不是直接将税赋上缴，而是先兑换成庄票，再用庄票兑换成官帖，赚取两重贴水后再解交入库。由于税收核账总存在着时间差，等时间一到，账目总是轧平的。在加上日常机构运作中通常要向银钱号借贷渡过难关，这时通常就把这部分积存的官帖放出来，用你的钱再借给你，除了贴水外还要支取拆借息差。
历任将军只要不是太过昏庸的都明白其中的蹊跷，但对这套上下勾结、里应外合的手法均没有什么太好的招数。打击的轻了，无非是隔靴搔痒；打击的重了，一旦银钱业抽紧银根，市面上的现洋流动率将大大减少，反过来会造成对官帖的冲击，对官府更加不利，颇有投鼠忌器的制约。
但徐世昌不能容忍此种事情继续产生，一方面他严厉惩处这条利益链条上的蚂蚱，另一方面则通过袁世凯的关系，捣腾商借国债4000多万两白银充实银行资金，并着手改革奉天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广信公司和黑龙江官银号，在奉天城设了大清银行分部，将奉天官银号改为东三省银行，统属大清银行，并规定东三省银行经营的业务为代理省库，发行纸币，以及汇总、贷款、存款、买卖粮食和生金银，发行各种债票、债券等。将原来分散在各钱庄票号的存款和借贷一并收回并维持住了市面上的流通水平和贴水率。
在整顿东三省金融业的进程中，辽阳实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辽阳实业各经营实体宣布，除了现洋以外，其余各号的庄票需一体兑换成东三省银行的兑换券方予认可，另一方面又在各类农产品的收购中将大量兑换券散发出去，收购商得到了一定的折让优惠，而兑换券则保证了足够的流通空间。一来二去，东三省银行的票子迅速打开了局面。由于徐世昌商借的4000余万两银子只是6个月的拆借，期满之后仍然要回流，沈麒昌、陈茂德等人投入的20万两虽然并不起眼，但在银根抽紧后这20万两就占了东三省银行所能调用的流动资金的绝大部分。为了保证东三省银行的信誉与流动性，双方形成了默契：沈、陈等人不提取现洋，而东三省以自身信誉为背书，给予辽阳实业100万的信用保证，在这100万的额度内，辽阳实业如论开具何种数目的支票或本票都不属于空头，双方还约定，倘若辽阳实业再以20万存款入账，可以继续追加100万的信用额度——这在实际上就宣告了辽阳实业的工业资本逐步控制东三省尤其是奉天金融资本的开始，辽阳实业获得了用存款发行信用货币的5倍杠杆。
辽阳实业在金融业方面获得的超然地位同样大大有利于他与满铁之间有关合作的谈判。花田虽然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而来，但出人意料的是，无论是秦时竹还是何峰，都绝口不提前次的自行车一节，反倒是机械厂的技师、工程师对他多有不平之声。
在疑惑的同时，他将有关合作计划和盘托出，禹子谟哈哈大笑：“中日合办？可以，你们是什么章程？”
“章程？”这下轮到花田傻眼了，他原本担负的便是沟通与联系作用，原本只是为了打通道路前来的，根本没有准备方案——即便有，也不是他这种级别的情报人员所能掌握的，因此他讪讪着回答，“这个恕鄙人无法回答，我还要回去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