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而言，袁世凯是这场革命的最大得利者（第二位自然是秦时竹），他不仅因为革命得以东山再起，而且因革命风风光光地成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他是幸运的，许许多多因素成就了袁世凯“大总统”，他的幸运是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说必然是因为他的能力以及手段，说是偶然，是因为秦时竹等人其实也掌握了克制他的手段，只是为了大局隐忍不发而已。
1912，时势选择了袁世凯。
希望天下和平安定，是老百姓的常态心理。为了更好的明天，他们愿意忍受一下，甚至做出某种牺牲，但一旦他们以为目的达到后，他们对和平安定的渴望会变得更加强烈。
“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逐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说明占国民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可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人普遍接受的仅仅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而已。
事实上，辛亥革命唤醒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愤青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中国努力寻求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却没有相应的实力作为依托，政治家对自己国家的弱点是洞悉无疑的，因而一再的卑躬屈膝，这是患了“软骨症”的表现，而民众呢，却茫茫然不知所措，动不动“四万万民众团结起来”，自信心极度膨胀，这恰恰又是得了“臆想症”。要治理一个常态社会已经不易，何况治理的是一个扭曲的社会，岂不更是难上加难？！靠民主吗？抱歉，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辛亥革命还在进行当中，人们最关心和最担心的是皇帝不肯退位、能不能退位。在他们看来，只要皇帝退了位。一切都好办了，从此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一个敏锐的外国记者观察到：“根据我的判断，中年的中国人对目前地叛乱并不十分热心……我认识的一位先生今天对我说：只要皇帝肯退位，则天下太平。我问他，如果他不这样做呢？我的朋友面带愁容说。那么会出好些乱子。”
退位诏书一下，许多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在他们心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以后都咱汉人之间的事，啥事都好说”。他们把“共和”仅仅理解为汉人当家作主。那么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谁当大总统他《手机访问http://》们都觉得无所谓，只要不打仗，天下太平就可以。这种一味的和平心态，不仅下层有，上层也有；不仅百姓有，军队也有；不仅南方有，北方也有。社会地心理趋向，到了谁也扭转不了的地步。
秦时竹的松手与隐忍不发与这种社会心态有很大关系。在穿越者眼里，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序幕，但当时大多数地中国人都把这个当成了全部。所以史诗般地辛亥革命在这出波澜壮阔的演出中，仅仅唱出了“退位”这一次强音就戛然而止了。秦时竹是这次演出的忠实参与者，一个优秀地导演，一个优秀的演员，这种价值是被世人所公认的。但他还是一个优秀的编剧。这里的成功就没有为多数人所看到。当然，也难怪。这个编剧是建立在凭空多出100多年的基础上，以他超越时代的目光来参、导、编演这一巨作，其中的火候与功力自然无可匹敌。
南京临时政府地精英人物，在当时看来，也不是一流政治家，起码不是一流的权术家。他们对袁世凯并不了解（只有秦时竹等人比袁世凯更了解袁世凯自己），听到过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说，内心深处颇为犹豫。清帝退位，人们对袁世凯依然不是很放心，但大势所趋，原来的犹豫心理变成了侥幸心理。“……袁世凯尽管不好，我们要希望他好，要用诚恳的劝告，严密的监视，感动他，鼓励他，使他不可能不好……”用温情脉脉的希望能让狼不吃羊？用劝告和鼓励能让狼改吃草？要对付狼，只有打断它地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