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今年天气怪得很，入冬以来，雪一拨接着一拨，没皮没脸地下啊，下啊！下得一寨人毛焦火辣。人家都说，冬天的瞌睡好睡，我睡不着，天不亮，上下眼皮就合不拢了。去过几次地里，麦苗都看不见了，只有白茫茫一片。雪薄的地方，能见到一丝一丝晃眼的绿色，等雪化了，就该给麦苗儿上第一道肥料了。
日子很乖巧，有礼有节往前蹿。老大依旧每天起来修猪圈，猪圈有些岁数了，还是老大他爹带人夯的，那阵子老大才刚会撒着脚丫子走路，偏偏倒倒的，像个鸭子；老二还在我怀里，啜着腮帮子起起伏伏，吃饱了，还舍不得撒嘴，硬拔了，就哭，一张脸被眼泪淹得明晃晃的，像刚耙好的水田。和我一样，猪圈也老迈了，猪圈是半边墙垮塌了，我呢，左脚风湿性关节炎，不光水分被抽走了，好像还越来越短了，一直喝药酒。老大说了，把猪圈的墙补上，就带我去看腿，还说，顾家堡有个苗人的草药，烫热了往腿上一敷，最多半年，就能撒开跑了。我不太相信，也不知道老大是从哪儿听来的。
这几日，雪更大了，还面，从早到晚落，连停下来歇歇的意思都没有。这样一来，除了整两顿饭吃，其他活是干不了了。老大不投降，还是找事干，从竹林里砍来两根竹子，剔枝、破开、除筋，剩下薄薄的蔑条，拉条矮凳坐在屋檐下，开始编撮箕。
把饭上到甑子里，趁着蒸饭的空隙，我拉条凳子坐在院子里，看老大编撮箕。
老大编得很慢，梳辫子样的，眉头蹙着，不时抬起头看看远处肥嘟嘟的田野。蔑条走一圈，他就歇下来，眼睛盯着不远处的两层小平房，一动不动了。平房是村委会的，里面有村长，还有部电话，电话是黑色的，像块焦煤。每个月十五，我和老大的心思就全在那部电话上了。
老二是个守时候的娃娃，准是那天下午，太阳卡在门口那棵老核桃树第三个丫杈上，村长就会站在平房的坝子边喊：“平姑，老二电话。”那是叫我呢，老大老爹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平字，所以村里比我小一辈儿的，都叫我平姑。
这时候，不管我和老大手里摆弄着啥子活计，都会马上丢开，一前一后朝村委会那头跑。和我一样，老大也有一只脚是坏的，右脚，前些年钻煤洞子给砸的。一起下井的其他五个人都把命留里边了，老大命是捡回来了，可媳妇娶不上了。倒是说了几门，一对脸儿，女方就缩脚了。不怪人家！想想，拖着一条腿，快三十五了，我要有个闺女，也得掂量不是。
老大比我跑得快，但是每次他都让我跑前头，高高低低跟在我后头跑。也让我先和老二说话，我说话啰里啰唆，每次都是那些话，多穿点衣服啊！晚上盖好铺盖啊！要和人家好好相处啊！煤洞子有啥响动要快点跑啊！都是些翻来覆去重复的话，不过老二耐性好，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儿地答应，老大就笑我，说老二大人了，咋还像交代个嫩娃娃样的。我就笑着骂：长齐天高，在老娘眼里头，你们都是盘豆芽菜。我笑，老大笑，村长也笑。老大也在电话里头跟他兄弟说话，每次都一样，那头喊声哥，这头哎，那头又喊一声哥，这头又哎，然后就啪嗒了。村长就笑着骂：跑得吭哧吭哧的，来了就哎两声，接的哪样电话？
三个月了，村长都没有喊过了，每到那个日子，我就看着太阳慢慢落进树丫杈，再看着太阳顺着树干滑下去，就是听不见村长的喊声了。老大还去问过村长，是不是电话坏掉了。村长说，什么都能坏，就是电话不能坏，上级的精神就是从电话线里淌出来的，让它坏了，村里不就瞎了，村长也成瞎子村长了。
我心慌得很，瞌睡本来就轻，丁点响动都能把我惊醒过来，睡着了也是恍恍惚惚的，脑壳头全是老二的影子，晃啊晃啊！一会儿见他领着个看不清面目的女娃回家来了，我就笑，呵呵地笑，想那该是老二耍的女朋友；一会儿又看见他站在我面前，脸上全是血，哭着喊着叫妈，我伸手去牵他，够不着。他在一个斜坡上，慢慢往下滑，滑下去很远了，只能见着一个黑点，我伤心了，就坐在土坡上嗷嗷地号哭。最后依旧是要哭醒的，伸手一摸，半边枕头全是湿的。
不光我，老大也心慌，尽管他把自己的心慌躲得格外的严实，我还是能瞧得出来。半夜里，我只要把耳朵竖起来，就能听见他屋子里的叹气声，还能听见大门响。我就爬起来，拉开大门，老大蹲在檐坎上，两手拢在袖筒里，嘴上叼根纸烟，吧哒吧哒地抽。老大平时不抽纸烟的，这阵子却抽上了，定是心里有事，放不下了。平时做事，老大也没有了一贯的专注，老走神，前几天削块门闩，篾刀把手拉出了好长一条口子。
我忍不住时就会叹气，盯着老大问：“都三月了，老二咋不来电话了？”
老大就笑笑，他的笑一点不自然，嘴巴像是脸上硬拉出来的一条口子。他对我说：“兴许是忙了，赶着出煤，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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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信，老二的脾性我晓得，是把习惯守得死死的那种人，连尿炕都一直尿到十一岁。粮贵那些年，乡下人一上饭桌，哪个不像刚从牢里放出来的，顾不得脸面，都顾着肚皮。老二不这样，总是慢条斯理的，把碗里的饭先扒出一个坑，夹些菜放进坑里，覆上饭，拍平，筷子伸进碗底，撬起一坨四四方方，慢慢送进嘴里。我就想，莫非这狗东西前世是个地主，我见过以前寨子里头李大地主吃饭，就这模样。我只是想，不太说，那阵子他老爹还没死，每次吃饭都开黄腔：“狗日的，你这是吃饭还是埋人？”老二也不恼，偏着脑袋看看他老爹，依旧固守着他的慢条斯理。
今晚吃完饭，老大绷不住了，丢下碗跟我说，想去厂上寻老二。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前些日子，尽管知道事情不妙，但有老大不太牢靠的安慰撑着，终究觉得还会有很多可能。老大一提出去厂上找人，说明他都对那些可能性也不抱希望了。老大的话像根尖细的缝衣针，轻轻就把我薄皮的希望给戳破了。
我就骂：“砍脑壳的徐老二，当初说不让进煤厂，不让进煤厂，猪油蒙了心的，就是不听，还花口花嘴地说，上的是外县的正规大煤厂，管安全的就好几十号人。钻煤洞子的谁不知道，那就是埋了没有死的。”
老大白了我一眼，说妈，不要骂得这样难听，老二不会出啥事的，不就是忘了往家里打电话吗？我也给老大几个白眼，还骂他：“就是你，当初也不拦着点，他不知道钻煤洞子的厉害，你还不知道啊？”老大不吭声，任由我骂，我骂够了，没声了，老大才伸直腰杆说：妈，我去收拾一下，明天就去找老二。我不吱声，装着不理他。他站起来把饭桌清理了，才转回自己的屋里去。
我一直围在火塘边，煤块快燃尽了，加了些块煤，又熊熊起来。老大在自个儿的屋子里，搞得叮叮咚咚响。我不想让他去寻老二，老大脚程不好，天气又坏，我怕老二没寻回来，老大又出啥事。
想想，我推开老大屋子的门，他正弓着腰在床底找寻着啥，背包放在床上，隔得远远的，我看见床上还摊放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我眼睛不太好，得凑拢才能看个真切。我往里迈了两步，看清了，那支枪，火药枪。
枪是老大老爹留下来的，那阵子我们村子家家都有长长短短的火枪。别的地头，农闲是一年里最困难的时候，青黄不接，家家户户都泡在清汤寡水里头。我们村子就不一样了，农闲一到，男人们就提着枪进老林子了，饭桌自然就肥腻了，人人吊着一截油肠子，红光满面。后来政府不让打猎了，枪也上缴了。有胆儿大的，长枪上缴了，把短的藏了起来，老大老爹也一样。去年老大还提着它追过偷牛的强盗，其实，我知道的，这支火药枪啊！唬唬人还行，派不上实在用场，撞针都锈掉了。
老大把脑袋从床底下搬出来，看着我，我把床上的火药枪抓起来，问他：翻腾出这根没用的废铁干啥？这是演的哪一出？老大憨憨笑一笑，说出门在外，保不准遇上个疙疙瘩瘩的，带上它，给自己添点胆儿。我说这撞针都没了，能唬着谁啊？老大把枪放进袋子，说妈，这你就别管了。
我说：老大，要不我们不找了，兴许过些日子老二的电话就来了。
老大说：不行，得找，悬吊吊的日子没法过。
我还想说话，看见老大的脸像坨冰疙瘩，我把话咽回了肚里。
我睡不着，白亮亮的光从窗户透进来，把窄窄的屋子映得模模糊糊的。脑壳里头像装了一锅糨糊，啥都搅合在一起，捋不清个子丑寅卯来。我想我的老二，出门三年多了，没日没夜在煤洞子里钻，钻出来的那点钱，都如数寄了回来。都说，娘想儿，想断肠；儿想娘，扁担长。我的老二不是这样的，他想着娘呢！明天，老大也要出门了，我在心头多念几遍阿弥陀佛，求菩萨保佑我一对儿子能在年前从远处的雪地里走回来。圈里的鸡开始叫头遍了，我又开始埋怨他们死去的老爹了，四十出头的人，看上去硬实得不行，说没就没了，留下了两个娃娃和数不清的苦日子。等我到了那头，我要好好和他吵一架，扎扎实实骂他一顿。
天蒙蒙亮，我爬起来，转到厨房撬开火塘，烧了一锅水，得给老大煮碗面，下多一些，油也要多放，得把面汪起才行。老大得先赶到镇上坐车，好长一段路呢！不多放点油，饿得快。
老大端着面蹲在门槛边吃，他吃两口，就抬头看着我，一脸的不放心，话也多，变得跟我一样啰唆：妈，记得喝药酒，断顿的话，效果就不好了；妈，晚上记得关牢门窗；妈，记得不要去拎重活，等我和老二回来干；妈——
我就吼：啰唆得很呢！还，你妈又不是傻了，快吃，快吃，趁着热。出门了，万事都要小心，做啥都要思量再三，不要和人争长论短，看好自己的东西，不管能不能寻着老二，过年前一定要转回家，晓得不？
老大也笑：啰唆得很呢！还，你儿又不是傻了。
我们彼此就笑一回，我就是觉得脸上的肉被扯得酸酸的。
老大把旅行袋往肩上一甩，出得门来，又开始落雪了。老天没有一点庇护我们家的意思，不出门吧，她还歇会儿，看见你要出门了，就慌不迭开始纷纷扬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