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就带回家读完了。”他又问：“后来书呢？”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而且绝对不能对别人说起你刚才那番话！”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同意我当年对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的面对另外三人说，有时候喜欢听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
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又一次提到这事，志松说：“忘了那本书里是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正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原来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从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块儿进食堂。他先大声说出头几句，我只跟着说“万寿无疆”四个字。这种“仪式”并没持续多久。麦收一开始，所有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人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了……我下乡前，家中被褥正好够家里用，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齐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有保护梁晓声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随时为我出头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车送进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我循声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那我们仨就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们三个本是可以去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才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地方。
志松埋怨他们没写信先告知一下，云河说就是要给我俩一个惊喜嘛！松山憨厚，说因为是临时决定，走得急，只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带给我俩的家信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在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插队去了黑龙江省边陲的饶河边上一个鄂伦春族为主的小村。他从那个小村寄了信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些，个个都怅然若失，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之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同学朝夕相处，日子虽艰苦，却也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如一盆炭火，温暖着我们。
那两年我像有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就围在我身边安慰和劝解我，偶尔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亲了，他们都主动问我打算给家里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亲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
那样美好的时光，仅仅两年多就结束了。先是志松调到团报导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调往其他师的化工厂去了。
而我，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导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仍有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未完待续）